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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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云峰（伤春）

天阔云高，溪横水远，晚日寒生轻晕。闲阶静、杨花渐少，朱门掩、莺声犹嫩。悔匆匆、过却清明，旋占得馀芳，已成幽恨。都几日阴沈，连宵慵困。起来韶华都尽。怨入双眉闲斗损。乍品得情怀，看承全近。深深态、无非自许。厌厌意、终羞人问。争知道、梦里蓬莱，待忘了馀香，时传音信。纵留得莺花，东风不住，也则眼前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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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殊

沁园春·丁酉岁感事

谁使神州，百年陆沉，青毡未还？怅晨星残月，北州豪杰；西风斜日，东帝江山。刘表坐谈，深源轻进，机会失之弹指间。伤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风寒。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宴安。叹封侯心在，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渠自无谋，事犹可做，更剔残灯抽剑看。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画儒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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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人杰

绝句二首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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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忆江上吴处士

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圆。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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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岛

临江仙（尉姜补之托疾卧家作）

郊外黄垓端可厌，归来移病香闺。象床珍簟共委蛇。耆婆寻草尽，天女散花迟。小雨作寒秋意晚，檐声与梦相宜。冷侵罗幌酒烟微。试评书五朵，何似画双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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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胜仲

邯郸郭公词

金笳悲故曲，玉座积深尘。言是邯郸伎，不见邺城人。青苔竟埋骨，红粉自伤神。唯有漳河柳，还向旧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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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庭筠

和少府崔卿微雪早朝

蓬莱春雪晓犹残，点地成花绕百官。已傍祥鸾迷殿角，还穿瑞草入袍襕.无多白玉阶前湿，积渐青松叶上干。粉画南山棱郭出，初晴一半隔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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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宿云门上方

禅室遥看峰顶头，白云东去水长流。松间倘许幽人住，不更将钱买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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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凤栖梧·衰柳疏疏苔满地

衰柳疏疏苔满地。十二阑干，故国三千里。南去北来人老矣。短亭依旧残阳里。紫蟹黄柑真解事。似倩西风、劝我归欤未。王粲登临寥落际。雁飞不断天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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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庭筠

郊庙歌辞。五郊乐章。赤郊迎神

青阳节谢，朱明候改。靡草凋华，含桃流彩。簴列钟磬，筵陈脯醢。乐以迎神，神其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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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门有万里客行

门有万里客，问君何乡人。褰裳起从之，果得心所亲。挽裳对我泣，太息前自陈。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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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

焦桐树

江上烹鱼采野樵，鸾枝摧折半曾烧。未经良匠材虽散，待得知音尾已焦。若使琢磨徽白玉，便来风律轸青瑶。还能万里传山水，三峡泉声岂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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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舟行见月

月入孤舟夜半晴，寥寥霜雁两三声。洞房烛影在何处，欲寄相思梦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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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德舆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bēi)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放鹤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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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奉试咏青

路辟天光远，春还月道临。草浓河畔色，槐结路边阴。未映君王史，先标胄子襟。经明如可拾，自有致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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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生查子·落梅庭榭香

落梅庭榭香，芳草池塘绿。春恨最关情，日过阑干曲。几时花里闲，看得花枝足。醉后莫思家，借取师师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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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几道

马嵬·其二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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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

关于翻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２〕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３〕，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５〕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八月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２〕“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３〕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５〕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６〕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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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