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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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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首领”〔1〕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九月九#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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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朝中措（客邸有感）

人言楼观似寥阳。巍倚太清傍。便有二京赋手，也须费力铺张。客窗梦断，星稀月澹，一枕凄凉。旧日春风汴水，□□多少垂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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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送薛存义序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於觞，追而送之江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　　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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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

咏史诗。射熊馆

汉帝荒唐不解忧，大夸田猎废农收。子云徒献长杨赋，肯念高皇沐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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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载驰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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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卜算子（二月晦，偕徐孟坚、滕审言、李季功游裴公亭作）

城上著裴亭，亭下临湘水。泼黛揉蓝画不成，暝色仍含紫。忙里不知春，却问今余几。相与偷将半日闲，共把尘襟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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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应祥

前调（赠维扬夏中玉）

形胜访淮楚，骑鹤到扬州。春风十里帘幕，香霭小红楼。楼外长江今古，谁是济川舟楫，烟浪拍天浮。喜见紫芝宇，儒雅更风流。气吞虹，才倚马，烂银钩。功名年少余事，雕鹗几横秋。行演丝纶天上，环倚玉皇香案，仙袂揖浮丘。落笔惊风雨，润色焕皇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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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冠卿

陵阳送客

南楼送郢客，西郭望荆门。凫鹄下寒渚，牛羊归远村。兰舟倚行棹，桂酒掩馀樽。重此一留宿，前汀烟月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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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

同刘秀才宿见赠

浮云流水心，只是爱山林。共恨多年别，相逢一夜吟。既能持苦节，勿谓少知音。忆就西池宿，月圆松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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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

蓟北行二首

旄头有精芒，胡骑猎秋草。羽檄南渡河，边庭用兵早。汉家爱征战，宿将今已老。辛苦羽林儿，从戎榆关道。一身救边速，烽火通蓟门。前军飞鸟断，格斗尘沙昏。寒日鼓声急，单于夜将奔。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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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赠郑伦吹凤管

喃喃解语凤凰儿，曾听梨园竹里吹。谁谓五陵年少子，还将此曲暗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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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肩吾

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个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1〕辈之高文。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今颇有留存于《太平广记》〔2〕中者（他书所收，时代及撰人多错误不足据），实唐代特绝之作也。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拟而已，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3〕，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故其流可衍为王绩《醉乡记》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4〕等，而无涉于传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隋唐间，有王度者，作《古镜记》〔5〕见《广记》二百三十，题曰《王度》），自述获神镜于侯生，能降精魅，后其弟勣（当作绩）远游，借以自随，亦杀诸鬼怪，顾终乃化去。其文甚长，然仅缀古镜诸灵异事，犹有六朝志怪流风。王度，太原祁人，文中子〔6〕通之弟，东皋子绩兄也，盖生于开皇初（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云通生于开皇四年），大业中为御史，罢归河东，复入长安为著作郎，奉诏修国史，又出兼芮城令，武德中卒（约五八五——六二五），史亦不成（见《古镜记》，《唐文粹》及《新唐书》《王绩传》，惟传云兄名凝，未详孰是），遗文仅存此篇而已。绩弃官归龙门后，史不言其游涉，盖度所假设也。唐初又有《补江总白猿传》一卷，不知何人作，宋时尚单行，今见《广记》（四百四十四，题曰《欧阳纥》）中。传言梁将欧阳纥〔1〕略地至长乐，深入溪洞，其妻遂为白猿所掠，逮救归，已孕，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纥后为陈武帝所杀，子询以江总〔8〕收养成人，入唐有盛名，而貌类猕猴，忌者因此作传，云以补江总，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武后时，有深州陆浑人张鷟〔9〕字文成，以调露初登进士第，为岐王府参军，屡试皆甲科，大有文誉，调长安尉，然性躁卞，傥荡无检，姚崇尤恶之；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讪短时政，贬岭南，旋得内徙，终司门员外郎（约六六○—— 七四○，详见两《唐书》《张荐传》）。日本有《游仙窟》一卷，题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莫休符〔10〕谓“鷟弱冠应举，下笔成章，中书侍郎薛元超特授襄乐尉”（《桂林风土记》），则尚其年少时所为。自叙奉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逢二女曰十娘五嫂，宴饮欢笑，以诗相调，止宿而去，文近骈俪而时杂鄙语，气度与所作《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11〕正同，《唐书》谓“鷟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秽，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殆实录矣。《游仙窟》中国久失传，后人亦不复效其体制，今略录数十言以见大概，乃升堂燕饮时情状也。 ……十娘唤香儿为少府设乐，金石并奏，箫管间响：苏合弹琵琶，绿竹吹筚篥，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鹤俯而听琴，白鱼跃而应节。清音咷叨，片时则梁上尘飞，雅韵铿锵，卒尔则天边雪落，一时忘味，孔丘留滞不虚，三日绕梁，韩娥余音是实。……两人俱起舞，共劝下官，……遂舞著词曰，“从来巡绕四边，忽逢两个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颊中旱地生莲，千看千处妩媚，万看万种嫹妍，今宵若其不得，刺命过与黄泉。”又一时大笑。舞毕，因谢曰，“仆实庸才，得陪清赏，赐垂音乐，惭荷不胜。” 十娘咏曰，“得意似鸳鸯，情乖若胡越，不向君边尽，更知何处歇？”十娘曰，“儿等并无可收采，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莲’，总是相弄也。”…… 然作者蔚起，则在开元天宝以后。大历中有沈既济，苏州吴人，经学该博，以杨炎〔12〕荐，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贞元〔13〕时炎得罪，既济办贬处州司户参军，既入朝，位礼部员外郎，卒（约七五○——八○○）。撰《建中实录》〔14〕，人称其能，《新唐书》有传。《文苑英华》〔15〕（八百三十三）录其《枕中记》（亦见《厂记》八十二，题曰《吕翁》）一篇，为小说家言，略谓开元七年，道士吕翁行邯郸道中，息邸舍，见旅中少年卢生侘傺叹息，乃探囊中枕授之。生梦娶清河崔氏，举进士，官至陕牧，入为京兆尹，出破戎虏，转史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越三年征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嘉谟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制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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