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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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剖

再剖 你们知道喝醉了想吐吐不出或是吐不爽快的难受不是?这就是我现在的苦恼;肠胃里一阵阵的作恶,腥腻从食道里往上泛,但这喉关偏跟你别扭,它捏住你,逼住你,逗着你——不,它且不给你痛快哪!前天那篇“自剖”,就比是哇出来的几口苦水,过后只是更难受,更觉着往上冒。我告你我想要怎么样。我要孤寂:要一个静极了的地方——森林的中心,山洞里,牢狱的暗室里——再没有外界的影响来逼迫或引诱你的分心,再不须计较旁人的意见,喝采或是嘲笑;当前唯一的对象是你自己: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本性。那时它们再不会躲避,不曾隐遁,不曾装作;赤裸裸的听凭你察看、检验审问。你可以放胆解去你最后的一缕遮盖,袒露你最自怜的创伤,最掩讳的私亵。那才是你痛快一吐的机会。 但我现在的生活情形不容我有那样一个时机。白天太忙(在人前一个人的灵性永远是蜷缩在壳内的蜗牛),到夜间,比如此刻,静是静了,人可又倦了,惦着明天的事情又不得不早些休息。啊,我真羡慕我台上放着那块唐砖上的佛像,他在他的莲台上瞑目坐着,什么都摇不动他那入定的圆澄。我们只是在烦恼网里过日子的众生,怎敢企望那光明无碍的境界!有鞭子下来,我们躲;见好吃的,我们唾涎;听声响,我们着忙;逢着痛痒,我们着恼。我们是鼠、是狗、是刺猬、是天上星星与地上泥土间爬着的虫。哪里有工夫,即使你有心想亲近你自己?哪里有机会,即使你想痛快的一吐? 前几天也不知无形中经过几度挣扎,才呕出那几口苦水,这在我虽则难受还是照旧,但多少总算是发泄。事后我私下觉着愧悔,因为我不该拿我一己苦闷的骨鲠,强读者们陪着我吞咽。是苦水就不免熏蒸的恶味。我承认这完全是我自私的行为,不敢望恕的。我唯一的解嘲是这几口苦水的确是从我自己的肠胃里呕出——不是去脏水桶里舀来的。我不曾期望同情,我只要朋友们认识我的深浅——(我的浅?)我最怕朋友们的容宠容易形成一种虚拟的期望;我这操刀自剖的一个目的,就在及早解卸我本不该扛上的担负。 是的,我还得往底里挖,往更深处剖。 最初我来编辑副刊,我有一个愿心。我想把我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我的读者们,我心目中的读者们,说实话,就只这时代的青年。我觉着只有青年们的心窝里有容我的空隙,我要偎着他们的热血,听他们的脉搏。我要在我自己的情感里发见他们的情感,在我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假如编辑的意义只是选稿、配版、付印、拉稿,那还不如去做银行的伙计——有出息得多。我接受编辑晨副的机会,就为这不单是机械性的一种任务。(感谢晨报主人的信任与容忍),晨报变了我的喇叭,从这管口里我有自由吹弄我古怪的不调谐的音调,它是我的镜子,在这平面上描画出我古怪的不调谐的形状。我也决不掩讳我的原形:我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与读者们相见,就是一篇供状。我的经过,我的深浅,我的偏见,我的希望,我都曾经再三的声明,怕是你们早听厌了。但初起我有一种期望是真的——期望我自己。也不知那时间为什么原因我竟有那活棱棱的一副勇气。我宣言我自己跳进了这现实的世界,存心想来对准人生的面目认他一个仔细。我信我自己的热心(不是知识)多少可以给我一些对敌力量的。我想拼这一天,把我的血肉与灵魂,放进这现实世界的磨盘里去捱,锯齿下去拉,——我就要尝那味儿!只有这样,我想才可以期望我主办的刊物多少是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东西;才可以期望在作者与读者间发生一种活的关系;才可以期望读者们觉着这一长条报纸与黑的字印的背后,的确至少有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动着的心,他的把握是在你的腕上,他的呼吸吹在你的脸上,他的欢喜,他的惆怅,他的迷惑,他的伤悲,就比是你自己的,的确是从一个可认识的主体上发出来的变化—#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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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论“赴难”和“逃难”

——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2〕,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那时的北京,还挂着“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3〕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然而,你瞧,来了呀。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4〕,兵们最受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5〕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来了呀。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6〕《语丝》反对了几句,现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7〕。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8〕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9〕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那么,“不逃难”怎样呢?我也是完全反对。自然,现在是“敌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其实还是输了的。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现在中国的新闻上大登“满洲国”〔10〕的虐政,说是不准私藏军器,但我们大中华民国人民来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先生,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那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猎狗,诗曰:“贠E贠Es赐茫?鋈?裰?薄玻保薄常?酥?揭病H辉蛉??*计,固仍以“走”为上计耳。 总之,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能给在《涛声》上发表,以备一说否?谨听裁择,并请文安。 罗怃顿首。一月二十八夜。 再:顷闻十来天之前,北平有学生五十多人因开会被捕,可见不逃的还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图反动”,又可见虽“敌人未到”,也大以“逃难”为是也。二十九日补记。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涛声》第二卷第五期,署名罗怃。原题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2〕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写作。他的《骂人与自骂》,载《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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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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