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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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国东风吹大泽，蒲青柳碧春一色。

沛国东风吹大泽，蒲青柳碧春一色。我来不见隆准人，沥酒空余庙中客。征东同舍鸳与鸾，酒酣劝我悬征鞍。蓝山宝肆不可入，玉中仍是青琅玕。武威将军使中侠，少年箭道惊杨叶。战功高后数文章，怜我秋斋梦蝴蝶。诘旦九门传奏章，高车大马来煌煌。路逢邹枚不暇揖，腊月大雪过大梁。忆昔公为会昌宰，我时入谒虚怀待。众中赏我赋高唐，回看屈宋由年辈。公事武皇为铁冠，历厅请我相所难。我时憔悴在书阁，卧枕芸香春夜阑。明年赴辟下昭桂，东郊恸哭辞兄弟。韩公堆上跋马时，回望秦川树如荠。依稀南指阳台云，鲤鱼食钩猿失群。湘妃庙下已春尽，虞帝城前初日曛。谢游桥上澄江馆，下望山城如一弹。鹧鸪声苦晓惊眠，朱槿花娇晚相伴。顷之失职辞南风，破帆坏桨荆江中。斩蛟破璧不无意，平生自许非匆匆。归来寂寞灵台下，著破蓝衫出无马。天官补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手封狴牢屯制囚，直厅印锁黄昏愁。平时赤帖使修表，上贺嫖姚收贼州。旧山万仞青霞外，望见扶桑出东海。爱君忧国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此时闻有燕昭台，挺身东望心眼开。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彭门十万皆雄勇，首戴公恩若山重。廷评日下握灵蛇，书记眠时吞彩凤。之子夫君郑与裴，何甥谢舅当世才。青袍白简风流极，碧沼红莲倾倒开。我生粗疏不足数，梁父哀吟鸲鹆舞。横行阔视倚公怜，狂来笔力如牛弩。借酒祝公千万年，吾徒礼分常周旋。收旗卧鼓相天子，相门出相光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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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

襄阳早秋寄岑侍郎

江城秋气早，旭旦坐南闱。落叶惊衰鬓，清霜换旅衣。时来矜早达，事往觉前非。体道徒推理，防身终昧微。故人金华省，肃穆秉天机。谁念江汉广，蹉跎心事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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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经故贺宾客镜湖道士观

已得归乡里，逍遥一外臣。那随流水去，不待镜湖春。雪里登山屐，林间漉酒巾。空馀道士观，谁是学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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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放

酬乐天早夏见怀

庭柚有垂实，燕巢无宿雏。我亦辞社燕，茫茫焉所如。君诗夏方早，我叹秋已徂。食物风土异，衾裯时节殊。荒草满田地，近移江上居。八日复切九，月明侵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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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

水调歌头（过后柳故居）

露下菱歌远，萤傍藕花流。临溪堂上，望中依旧柳边洲。晚暑冰肌沾汗，新浴香绵扑粉，湘簟月华浮。长记开朱户，不寐待归舟。恍重来，思往事，搅离愁。天涯何处，未应容易此生休。莫问吴霜点鬓，细与蛮笺封恨，相见转绸缪。云雨阳台梦，河汉鹊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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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干

郊庙歌辞。褒德庙乐章。武舞作

昭昭竹殿开，奕奕兰宫启。懿范隆丹掖，殊荣辟朱邸。六佾荐徽容，三簋陈芳醴。万石覃贻厥，分珪崇祖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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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临江仙（代闺怨）

荡紫飘红芳信断，都无人间秾纤。吟鞭倚醉问凉蟾。香消金缕篆，压压宝妆奁。梦峡朝云飞不到，一春离绪厌厌。却疑归燕碍重帘。心期花底误，眉恨柳边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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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为温仆射嘲竹

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得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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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凤凰台上忆吹箫（再用韵咏梅）

浴雪精神，倚风情态，百端邀勒春还。记卓隐、溪桥日暮，驿路泥干。曾伴先生蕙帐，香细细、粉瘦琼闲。伤牢落，一夜梦回，肠断家山。空教映溪带月，供游客无情，折满雕鞍。便忘了、明窗静几，笔研同欢。莫向高楼喷笛，花似我、蓬鬓霜斑。都休说，今夜倍觉清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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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采桑子·土花曾染湘娥黛

土花曾染湘娥黛，铅泪难消。清韵谁敲，不是犀椎是凤翘。只应长伴端溪紫，割取秋潮。鹦鹉偷教，方响前头见玉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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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

赠魏国宪穆公主挽歌词二首

汉制荣车服，周诗美肃雍。礼尊同姓主，恩锡大名封。外馆留图史，阴堂闭德容。睿词悲薤露，千古仰芳踪。秦楼晓月残，卤簿列材官。红绶兰桂歇，粉田风露寒。凝笳悲驷马，清镜掩孤鸾。愍册徽音在，都人雪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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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德舆

《农夫》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从日文的《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冈泽秀虎的译本重译的，并非全卷之中，这算最好，不过因为一是篇幅较短，译起来不费许多时光，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国所谓“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样的作品。这所叙的是欧洲大战时事，但发表大约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了。原译者另外写有一段简明的解释，现在也都译在这下面—— “雅各武莱夫（AlexandrIakovlev）是在苏维埃文坛上，被称为‘同路人’的群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则译在这里的《农夫》，说得比什么都明白。 “从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一端说，他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他是禀有天分的诚实的作家。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他的作品中的农民，和毕力涅克作品中的农民的区别之处，是在那宗教底精神，直到了教会崇拜。他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而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将这见解，加以具体化者，是《农夫》。这里叙述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但要附加一句，就是他还有中篇《十月》，是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 日本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第四篇，便是这《十月》，曾经翻了一观，所写的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内，用中国现在时行的批评式眼睛来看，还是不对的。至于这一篇《农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没有革命气，而且还带着十足的宗教气，托尔斯泰气，连用我那种“落伍”眼看去也很以苏维埃政权之下，竟还会容留这样的作者为奇。但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2〕，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3〕，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再想一想，是颇有趣味的。 A．Lunacharsky〔4〕说过大略如此的话：你们要做革命文学，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两年；但也有例外，如“绥拉比翁的兄弟们”，就虽然流过了，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这“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学者团体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试看他所写的毕理契珂夫，善良，简单，坚执，厚重，蠢笨，然而诚实，像一匹象，或一个熊，令人生气，而无可奈何。确也无怪Lunacharsky要看得顶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这一类，也只要克服者一样诚实，也如象，也如熊，这就够了。倘只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却不行，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我这回似乎也犯了这病，又开罪于“革命文学”家了。但不要误解，中国并无要什么“锐利化”的什么家，报章上有种种启事为证，还有律师保镳〔5〕，大家都是“忠实同志”，研究“新文艺”的。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6〕云。十月二十七日写讫。 ※ ※ ※ 〔1〕本篇连同《农夫》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二《在沙漠上及其他》时，删去了首二段及末段。〔2〕“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指当时苏联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如卢那察尔斯基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讲演《托尔斯泰与马克斯》中说的，以托尔斯泰为“很麻烦的对手”。参看本书《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3〕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文化和政治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后，随着北洋军阀的土崩瓦解，又转而投靠国民党当局。这里所说他们和创造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如冯乃超（创造社）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月刊第一号）中，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又“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梁实秋（新月社）在《文学与革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六月《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中说：“近来的伤感的革命主义者，以及浅薄的人道主义者，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有无限制的同情。这无限制的同情往往压倒了一切的对于文明应有的考虑。” 〔4〕Lunacharsky卢那察尔斯基。〔5〕律师保鏕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刘世芳律师代表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新闻报》上刊出启事一事。其中说： “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艺团体当无触法之虞，此吾人从事文艺事业之同志所极端相信者……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此后如有毁坏该社名誉者，#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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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