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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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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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

通论的拆通:官话而已

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7〕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8〕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9〕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10〕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七月十九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 〔3〕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 〔4〕《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5〕“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1811—1872)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 〔6〕“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7〕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发表赞成国共合作的演说,并引导与会学生向参加典礼的鲍罗廷行一鞠躬礼,以示“敬意”。〔8〕鲍罗廷(M.M.FGHGIJ,1884—1951)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来中国,受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9〕指国民党政客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讲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当时甘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10〕“第三种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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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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