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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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1〕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Isaacs)〔2〕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3〕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4〕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5〕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6〕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7〕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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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日记或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于是害得名人连写日记和信也不敢随随便便。晋人写信,已经得声明“匆匆不暇草书”〔2〕,今人作日记,竟日日要防传钞,来不及出版。王尔德的自述,至今还有一部分未曾公开〔3〕,罗曼罗兰的日记,约在死后十年才可发表〔4〕,这在我们中国恐怕办不到。 不过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就是在“文学概论”上有了名目的创作上,作者本来也掩不住自己,无论写的是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不过加了些藻饰,有了些排场,仿佛穿上了制服。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有些作者,是连账簿也用心机的,叔本华记账就用梵文〔5〕,不愿意别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编这部书,我想是为了显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奥如叔本华先生者,中国还未必有。只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写信,总不免用些做序的拳经:这是要请编者读者,大家心照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鲁迅记于上海闸北之且介亭。 CC 〔1〕本篇最初印入《现代作家书简》。 孔另境(1904—1972),浙江桐乡人。他所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于一九三六年五月由生活书店出版,改题《现代作家书简》,收作家五十八人的书信二一九封。 〔2〕“匆匆不暇草书”《晋书·卫恒传》载:“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弘农张伯英者……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按张伯英名芝,后汉人,善草书,人称草圣。 〔3〕王尔德的自述指王尔德在狱中写给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一封长信,即《狱中记》。一八九七年王尔德出狱后将这信交给好友罗伯特·罗斯。罗斯于王尔德死后曾将它删节发表,一九四九年十月才由王尔德的次子维维安·霍兰初次将它全文发表。〔4〕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等。一九二九年六月,他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瑞士所记的《战时日记》原稿(分订二十九册,最后一册记于巴黎)交瑞士巴塞尔大学图书馆保存,又将三份打字稿分交苏联列宁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学院图书馆。要求各保管者到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才可以启封,并译成各该国文字出版。〔5〕叔本华(A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梵文,古印度的文字。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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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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