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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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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青轩（天书稠叠此山亭）

【来青轩】[1] 天书稠叠此山亭[2]，往事犹传翠辇经[3]。莫倚危栏频北望，十三陵树几曾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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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

文翁讲堂

锦里淹中馆，岷山稷下亭。空梁无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犹疑市，苔深不辨铭。良哉二千石，江汉表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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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照邻

戊戌入都别友人（家国两愁绝）

【戊戌入都别友人】家国两愁绝，人天一粲然。只余心独在，看汝更千年。世界几痕梦，微尘万座莲。后来凭吊意，分付此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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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

放言五首·其五

泰山不要欺毫末，颜子无心羡老彭。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自为荣。何须恋世常忧死，亦莫嫌身漫厌生。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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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

仿佛三株植世间，风光满地赤城闲。无因秉烛看奇树，长伴刘公醉玉山。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可怜虎竹西楼色，锦帐三千阿母家。石氏金园无此艳，南都旧赋乏灵材。只因赤帝宫中树，丹凤新衔出世来。猗猗小艳夹通衢，晴日熏风笑越姝。只是红芳移不得，刺桐屏障满中都。不胜攀折怅年华，红树南看见海涯。故国春风归去尽，何人堪寄一枝花。赤帝常闻海上游，三千幢盖拥炎州。今来树似离宫色，红翠斜欹十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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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陶

下第戏状元崔昭纬

千里江山陪骥尾，五更风水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为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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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清平乐（寿伯母）

吾家三母。先后相为寿。管领诸郎尽明秀。都是婺女星宿。花筵今日居先。适逾甲子周天。敬以壮椿为祝，举觞我愿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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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Ｎｏｒｄａｕ〔２〕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３〕。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ｍｏｂ〔４〕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５〕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６〕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７〕。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Ｇ．ＬｅＢｏｎ〔８〕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９〕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１０〕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１１〕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ＬｅＢｏｎ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１２〕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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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我打死的那个人(哈代)

要是我与他在这儿老板店里碰头,彼此还是朋友，一同喝茶，一同吃酒，但是碰巧彼此当兵，他对着我瞄准，我对着他放枪，--我结果了他的性命。我打死他为的是为他是我的敌人，对呀：我的敌人他当然是：那还有什么疑问？又是他为什么当兵;还不是与我一样倒运，无非是为活不了命，当兵：做炮火的冤魂。说是：这打仗真古怪！你打死他，一样一个人，要是在饭店里碰着他，也许对喝老酒三斤。此诗发表于1924年9月28日《晨报副镌》。原诗题下注明：From《Time's Laughingstocks》。即：摘自《时代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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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