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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个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1〕辈之高文。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今颇有留存于《太平广记》〔2〕中者(他书所收,时代及撰人多错误不足据),实唐代特绝之作也。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拟而已,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 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3〕,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故其流可衍为王绩《醉乡记》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4〕等,而无涉于传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隋唐间,有王度者,作《古镜记》〔5〕见《广记》二百三十,题曰《王度》),自述获神镜于侯生,能降精魅,后其弟勣(当作绩)远游,借以自随,亦杀诸鬼怪,顾终乃化去。其文甚长,然仅缀古镜诸灵异事,犹有六朝志怪流风。王度,太原祁人,文中子〔6〕通之弟,东皋子绩兄也,盖生于开皇初(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云通生于开皇四年),大业中为御史,罢归河东,复入长安为著作郎,奉诏修国史,又出兼芮城令,武德中卒(约五八五——六二五),史亦不成(见《古镜记》,《唐文粹》及《新唐书》《王绩传》,惟传云兄名凝,未详孰是),遗文仅存此篇而已。绩弃官归龙门后,史不言其游涉,盖度所假设也。 唐初又有《补江总白猿传》一卷,不知何人作,宋时尚单行,今见《广记》(四百四十四,题曰《欧阳纥》)中。传言梁将欧阳纥〔1〕略地至长乐,深入溪洞,其妻遂为白猿所掠,逮救归,已孕,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纥后为陈武帝所杀,子询以江总〔8〕收养成人,入唐有盛名,而貌类猕猴,忌者因此作传,云以补江总,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 武后时,有深州陆浑人张鷟〔9〕字文成,以调露初登进士第,为岐王府参军,屡试皆甲科,大有文誉,调长安尉,然性躁卞,傥荡无检,姚崇尤恶之;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讪短时政,贬岭南,旋得内徙,终司门员外郎(约六六○—— 七四○,详见两《唐书》《张荐传》)。日本有《游仙窟》一卷,题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莫休符〔10〕谓“鷟弱冠应举,下笔成章,中书侍郎薛元超特授襄乐尉”(《桂林风土记》),则尚其年少时所为。自叙奉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逢二女曰十娘五嫂,宴饮欢笑,以诗相调,止宿而去,文近骈俪而时杂鄙语,气度与所作《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11〕正同,《唐书》谓“鷟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秽,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殆实录矣。《游仙窟》中国久失传,后人亦不复效其体制,今略录数十言以见大概,乃升堂燕饮时情状也。 ……十娘唤香儿为少府设乐,金石并奏,箫管间响: 苏合弹琵琶,绿竹吹筚篥,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鹤俯而听琴,白鱼跃而应节。清音咷叨,片时则梁上尘飞,雅韵铿锵,卒尔则天边雪落,一时忘味,孔丘留滞不虚,三日绕梁,韩娥余音是实。……两人俱起舞,共劝下官,……遂舞著词曰,“从来巡绕四边,忽逢两个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颊中旱地生莲,千看千处妩媚,万看万种嫹妍,今宵若其不得,刺命过与黄泉。”又一时大笑。舞毕,因谢曰,“仆实庸才,得陪清赏,赐垂音乐,惭荷不胜。” 十娘咏曰,“得意似鸳鸯,情乖若胡越,不向君边尽,更知何处歇?”十娘曰,“儿等并无可收采,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莲’,总是相弄也。”…… 然作者蔚起,则在开元天宝以后。大历中有沈既济,苏州吴人,经学该博,以杨炎〔12〕荐,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贞元〔13〕时炎得罪,既济办贬处州司户参军,既入朝,位礼部员外郎,卒(约七五○——八○○)。撰《建中实录》〔14〕,人称其能,《新唐书》有传。《文苑英华》〔15〕(八百三十三)录其《枕中记》(亦见《厂记》八十二,题曰《吕翁》)一篇,为小说家言,略谓开元七年,道士吕翁行邯郸道中,息邸舍,见旅中少年卢生侘傺叹息,乃探囊中枕授之。生梦娶清河崔氏,举进士,官至陕牧,入为京兆尹,出破戎虏,转史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越三年征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嘉谟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制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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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通论的拆通:官话而已

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7〕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8〕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9〕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10〕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唉!”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七月十九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 〔3〕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 〔4〕《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5〕“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1811—1872)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 〔6〕“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7〕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发表赞成国共合作的演说,并引导与会学生向参加典礼的鲍罗廷行一鞠躬礼,以示“敬意”。〔8〕鲍罗廷(M.M.FGHGIJ,1884—1951)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来中国,受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9〕指国民党政客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讲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当时甘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10〕“第三种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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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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