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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女人的脚

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例如“缠足”罢,从明朝到清朝的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这事起源的迟早的文章。为什么要考究这样下等事呢,现在不说他也罢,总而言之,是可以分为两大派的,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大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实,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过不缠之足,样子却还要古,学者应该“贵古而贱今”,斥缠足者,爱古也。但也有失怀了反对缠足的成见,假造证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汉朝人做《杂事秘辛》〔2〕,来证明那时的脚是“底平趾敛”。 于是又有人将这用作缠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说既然“趾敛”,可见是缠的了。但这是自甘于低能之谈,这里不加评论。 照我的意见来说,则以上两大派的话,是都错,也都对的。现在是古董出现的多了,我们不但能看见汉唐的图画,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坟里发掘出来的泥人儿。那些东西上所表现的女人的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汉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3〕,头是尖尖的,平常大约未必穿罢,舞的时候,却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4〕似的踢开去之际,也不至于为裙子所碍,甚至于踢下裙子来。那时太太们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敛”的。然而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这在现在还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5〕“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6〕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 当民国初年,“不佞”观光北京的时候,听人说,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盖即今之所谓“摩登”也)的时候,是从脚起,上看到头的。所以男人的鞋袜,也得留心,脚样更不消说,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脚布”的原因。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族鸟作的《朝野佥载》〔7〕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终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绵绵不绝,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专攻考“古”学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8〕。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卢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9〕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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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又是“莎士比亚”

苗挺 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2〕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3〕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4〕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5〕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像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6〕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7〕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底进化究竟在那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底阶段上呢?”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8〕,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十月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中华日报·动向》。〔2〕指一九三三年苏联室内剧院排演诗人卢戈夫斯科伊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丑态”,是施蛰存攻击当时苏联文艺政策的话,参看本书《“莎士比亚”》一文。〔3〕马克思曾多次讲到或引用莎士比亚作品,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及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致斐·拉萨尔》信中,讲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现实主义问题,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用《雅典的泰门》剧中的诗作例或作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五节中,用《仲夏夜之梦》剧中人物作例,等等。 〔4〕当时胡适等把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属编译委员会,曾以高额稿酬约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 〔5〕见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6〕《凯撒传》又译《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内容是写古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凯撒(G.J.Caesar,前100—前44),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7〕《文艺风景》文艺月刊,施蛰存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七月停刊,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8〕“发思古之幽情”语见东汉班固《西都赋》:“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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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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