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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且介亭杂文末编 木刻像(曹白作) 在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摄(1936) 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外景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内景Ⅵ鲁迅全集·第六卷 且介亭杂文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序言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1〕,前“第三种人”〔2〕施蛰存〔3〕和杜衡即苏汶〔4〕,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5〕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6〕,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为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7〕,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8〕。CC 〔1〕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2〕“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3〕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 〔4〕杜衡(1906—1964)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5〕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6〕“死之说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7〕诗史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 〔8〕且介亭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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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知难行难①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②,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③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④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⑤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⑥”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⑦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⑧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⑨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②“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③“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⑤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⑥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介石。 ⑦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⑧“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 ⑨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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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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