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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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自 杀

一 读桂林梁巨川①先生遗书 前七前也是这秋叶初焦的日子,在城北积水潭边一家临湖的小阁上伏处着一个六十老人;到深夜里邻家还望得见他独自挑着荧荧的灯火,在那小楼上伏案疾书。有一天破晓时他独自开门出去,投入净业湖的波心里淹死了。那位自杀的老先生就是桂林梁巨川先生,他的遗书新近由他的哲嗣焕鼐与漱冥两先生印成六卷共四册,分送各公共阅览机关与他们的亲友。 遗书第一卷是“遗笔汇存”,就是巨川先生成仁前分致亲友的绝笔,共有十七缄,原迹现存彭冀仲先生别墅楼中(我想一部分应归京师图书馆或将来国立古物院保存),这里有影印的十五缄;遗书第二卷是先生少时自勉的日记(“感耿山房日记”节钞一卷);第三卷“侍疾日记”是先生侍疾他的老太太时的笔录;第四卷是辛亥年的奏疏与民国初年的公牍;第 ① 梁巨川于19]8年秋自杀.留下遗书,称其自杀既殉清朝也殉道义,在当时知识界引起不小的震动。保守派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大加褒扬,新文化阵营中则多持批评态度。但也有人否定其殉清的一面,而又肯定其以身殉道的精神,如陈独秀(《对厂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徐志摩这里的观点与陈独秀相近。 五卷“伏卵录”是先生从学的札记,末第六卷“别竹辞花记”是先生决心就义前在缨子胡同手建的本宅里回念身世的杂记二十余则,有以“而今不可得矣”句作束的多条。 梁巨川先生的自杀在当时就震动社会的注意。这是昌言打破偶像主义与打破礼教束缚的新青年,也表示对死者相当的敬意,不完全驳斥他的自杀行为。陈独秀先生说他“总算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言行一致的……身殉了他的主义”,陶孟和O先生在那篇《论自杀》是完全一个社会学者的看法;他的态度是严格批评的。陶先生分明是不赞成他自杀的;他说他“政治观念不清,竟至误送性命,够怎样的危险啊!”陶先生把性命看得很重。“自杀的结果是损失一个生命,并且使死者之亲族陷于穷困……影响是及于社会的。”一个社会学家分明不能容许连累社会的自杀行为。“但是梁先生深信自杀可以唤起国民的爱国心”;“为唤醒国民的自杀”,陶先生那篇论文的结句说,“是借着断绝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岂能有效力吗?” “岂能有效力吗”?巨川先生去世以来整整有七年了。我敢说我们都还记得曾经有这么一回事。他为什么要自杀? 一般人的答话,我猜想,一定说他是尽忠清室,再没有别的了。清室!什么清室!今天故宫博物院展览,你去了没有? 坤寿宫里有溥仪太太的相片,长得真不错,还有她的亲笔英文,你都看了没有? 那老头多傻!这二十世纪还来尽忠]白白的淹死了一条老命! ① 陶孟和(1888 19601,社会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常在《现代评论9上发表文章。 同时让我们来听听巨川自表的话:—— 我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殉清又何言非本位?曰义者天地间不可歇绝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补社会之元气,当引为自身当行之事,非国外势之牵迫而为也……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收买,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靓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辛亥之役无捐躯者为历史缺憾,数年默审于心,今更得正确理由,曰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口言平民主义之官僚锦衣五食威福自雄视人民皆为奴隶民德堕落民生蹙穷南北分裂实在不成事体),辜负清廷禅让之心。遂于戊午年十月初六夜或初七层赴积水潭南岸大柳根一带身死…… 由这几节里,我们可以看出巨川先生的自杀,决不是单纯的“尽忠”;即使是尽忠,也是尽忠于世道(他自己说)。换句话说,他老先生实在再也看不过革命以来实行的,也最流行的不要脸主义;他活着没法子帮忙,所以决意牺牲自己的性命,给这时代一个警.告,一个抗议。“所欲有甚于生者”,是他总结他的决心的一句话。 这里面有消息,巨川先生的学力、智力,在他的遗著里可以看出,决不是寻常的;他的思想也绝对不能说叫旧礼教的迷信束缚住了的。不,甚至他的政治观念,虽则不怎样精密,怎样高深,却不能说他(像陶先生说他)是“不清”,因而“误送了命”。不,如其曾经有——个人分析他自己的情感与思路的究竟,得到不可避免自杀的结论,因而从容的死去,那个人就是梁巨川先生。他并不曾“误送了”他的命。我们可以相信即使梁先生当时暂缓他的自杀,去进大学校的法科,理清他所有的政治观念(我敢说梁先生就在老年#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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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2〕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今天寻出漏洞,虽然与我无干,但也就来回敬一箭罢:报仇雪恨,《春秋》之义〔3〕也。他在《语丝》第二期上说,有某人挖苦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大概可以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4〕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名琛终至于败亡,虽然他不过是无主意。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就该是: “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于是玄同即应据精神文明法律第九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条,治以“误解真相,惑世诬民”之罪了。但因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给末减〔5〕:这两个字是我也很喜欢用的。〔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2〕玄同钱玄同。一九○八年,他在日本东京和鲁迅一同听过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 〔3〕《春秋》之义《春秋》中有不少地方赞美报仇雪恨,如《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称:“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又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4〕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湖北汉阳人,清朝大臣。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任两广总督。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时,他不作战争准备,在家设长春仙馆,供奉所谓吕洞宾和李太白二仙的牌位,扶乩以占吉凶。广州失陷后被俘,送往香港,后又转囚印度加尔各答镇海楼,一八五九年病死。当时人们讽刺他的对联全文是:“不战不和不守,相臣度量,疆臣抱负;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之罕有。”钱玄同在《语丝》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随感录·“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中,引用了这副对联,说:“我觉得这大概可以作为‘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了。”〔5〕末减减轻罪罚的意思。《左传》昭公十四年:“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晋代杜预注:“末,薄也;减;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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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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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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