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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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
孤城向夕原,春入景初暄。绿树低官舍,青山在县门。 楼台疑结蜃,枕席更闻猿。客路何曾定,栖迟欲断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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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江头去时路,归客几纷纷。独在异乡殁,若为慈母闻。 青春成大夜,新雨坏孤坟。应作芝兰出,泉台月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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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谷神妙道,杳冥中有还丹。坤牛乾马运无边。却是修行真汉。 脱去名缰利锁,金童玉女传言。工夫片饷彻玄关。水火从教法炼。
多才翻得罪,天末抱穷忧。白首为迁客,青山绕万州。 醉欹梅障晓,歌厌竹枝秋。望阙怀乡泪,荆江水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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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谷
困如宿酒犹未销。满华堂、羞见目招。忽折向、西邻去,教旁人、看上马娇。 肉色似花难可得,但花如、肉色妖娆。谁说汉宫飞燕,到而今、犹带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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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辰翁
常爱武陵郡,羡君将远寻。空怜世界迫,孤负桃源心。 洛阳遥想桃源隔,野水闲流春自碧。花下常迷楚客船, 洞中时见秦人宅。落日相看斗酒前,送君南望但依然。 河梁马首随春草,江路猿声愁暮天。丈人别乘佐分忧, 才子趋庭兼胜游。澧浦荆门行可见,知君诗兴满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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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卿
咽雨哀风更不停,春光于尔岂无情。 宜须唤得谢豹出,方始年年无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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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休
南楼送郢客,西郭望荆门。凫鹄下寒渚,牛羊归远村。 兰舟倚行棹,桂酒掩馀樽。重此一留宿,前汀烟月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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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
朱户敞高扉,青槐碍落晖。八龙承庆重,三虎递朝归。 坐竹人声绝,横琴鸟语稀。花惭潘岳貌,年称老莱衣。 叶暗新樱熟,丝长粉蝶飞。应怜鲁儒贱,空与故山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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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
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常日听人言,今秋入吾手。 孔山刀剑立,沁水龙蛇走。危磴上悬泉,澄湾转坊口。 虚明见深底,净绿无纤垢。仙棹浪悠扬,尘缨风斗薮。 岩寒松柏短,石古莓苔厚。锦坐缨高低,翠屏张左右。 虽无安石妓,不乏文举酒。谈笑逐身来,管弦随事有。 时逢杖锡客,或值垂纶叟。相与澹忘归,自辰将及酉。 公门欲返驾,溪路犹回首。早晚重来游,心期罢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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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 故亢而射女。强食尔食。 曾孙侯氏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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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美矣新成太华峰,翠莲枝折叶重重。松阴满涧闲飞鹤, 潭影通云暗上龙。漠漠水香风颇馥,涓涓乳溜味何浓。 因声远报浮丘子,不奏登封时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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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纶
三岁相依在洛都,游花宴月饱欢娱。惜别笙歌多怨咽, 愿留轩盖少踟蹰。剑磨光彩依前出,鹏举风云逐后驱。 从此求闲应不得,更能重醉白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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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时江上帘纤雨。张帆打鼓开船去。秋晚恰归来。看看船又开。 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情少利心多。郎如年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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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开
为谁 这几天秋风来得格外尖历:我怕看我们的庭院,树叶伤鸟似的猛旋,中着了无形的利箭——没了,全没了:生命,颜色,美丽!就剩下南墙上的几道爬山虎,他那豹斑似的秋色,忍然着风拳的打击,低低的喘一声乌邑——“我为你耐着!”他仿佛对我声诉。它为我耐着,那艳色的秋箩,但秋风不容情的追,追(摧残是它的恩惠!)追尽了生命的余辉——这回墙上不见了勇敢的秋箩!今夜那清光的三星在天上倾听着秋后的空院,悄悄的,更不闻呜咽:落叶在泥土里安眠——只我在这深夜,为谁凄悯?
徐志摩
日日惜春残,春去更无明日。拟把醉同春住,又醒来岑寂。 明年不怕不逢春,娇春怕无力。待向灯前休睡,与留连今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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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幼学
素月闲秋景,骚人泛洞庭。沧波正澄霁,凉叶未飘零。 练彩凝葭菼,霜容静杳冥。晓栖河畔鹤,宵映渚边萤。 圆彩含珠魄,微飚发桂馨。谁怜采蘋客,此夜宿孤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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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合
桃杏风香帘幕闲,谢家门户约花关,画梁幽语燕初还。绣阁数行题了壁,晓屏一枕酒醒山,却疑身是梦魂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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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光宪
鲁迅先生: 在《新闻报》〔2〕的《学海》栏内,读到你底一篇《文学和政治的歧途》的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宁为满足,这满足,在感觉锐敏的文学者看去,一样是胡涂不彻底,表示失望,终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脚。我觉得这是世界各国成为定例的事实。最近又在《语丝》上读到《民众主义和天才》〔3〕和你底《“醉眼”中的朦胧》两篇文字,确实提醒了此刻现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义和革命文学的迷梦的人们之朦胧不少,至少在我是这样。 我相信文艺思潮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这是说,文艺之流,从最初的什么主义到现在的什么主义,所写着的内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练的才技,造成一篇优美无媲的文艺作品,终是一样。一条长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现的形相,虽然不同,而长江还是一条长江。我们看它那下流的广大深缓,足以灌田亩,驶巨舶,便忘记了给它形成这广大深缓的来源,已觉糊涂到透顶。若再断章取义,说:此刻现在,我们所要的是长江的下流,因为可以利用,增加我们的财富,上流的长江可以不要,有着简直无用。这是完全以经济价值去评断长江本身整个的价值了。这种评断,出于着眼在经济价值的商人之口,不足为怪;出于着眼在艺术价值的文艺家之口,未免昏乱至于无可救药了。因为拿艺术价值去评断长江之上流,未始没有意义,或竟比之下流较为自然奇伟,也未可知。 真与美是构成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的两大要素。而构成这真与美至于最高等级,便是造成一件艺术品,使它含有最高级的艺术价值,那便非赖最高级的天才不可了。如果这个论断可以否认,那末我们为什么称颂荷马,但丁,沙士比亚和歌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和他们同等的文艺作品呢,我们也有观察现象的眼,有运用文思的脑,有握管伸纸的手? 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由此说,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 我觉得许多提倡革命文学的所谓革命文艺家,也许是把表现人生这句话误解了。他们也许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的文艺,所表现的都是现实的人生,在那里面,含有显著的时代精神。文艺家自惊醒了所谓“象牙之塔”的梦以后,都应该跟着时代环境奔走;离开时代而创造文艺,便是独善主义或贵族主义的文艺了。他们看到易卜生之伟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国革命时期内的作家叶遂宁和戈理基们的热切动人;便以为现在此后的文艺家都须拿当时的生活现象来诅咒,刻划,予社会以改造革命的机会,使文艺变为民众的和革命的文艺。生在所谓“世纪末”的现代社会里面的人,除非是神经麻木了的,未始不会感到苦闷和悲哀。文艺家终比一般人感觉锐敏一点。摆在他们眼前的既是这么一个社会,蕴在他们心中的当有怎么一种情绪呢!他们有表现或刻划的才技,他们便要如实地写了出来,便无意地成为这时代的社会的呼声了。然而他们还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艺术,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称颂为改革社会的先驱,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称为人道主义的极致者,还须赖他们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经几个真知灼见的批评者为之阐扬而后可。然而,真能懂得他们的艺术的,究竟还是少数。至于叶遂宁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说了,戈理基呢,听人说,已有点灰色了。这且不说。便是以艺术本身而论,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讥笑那不切实的诗人的诗。况且我们以艺术价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还是疑问呵。 实在说,文艺家是不会抛弃社会的,他们是站在民众里面的。有一位否认有条件的文艺批评者,对于泰奴(Taine)〔4〕的时间条件,认为不确,其理由是:文艺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艺家,还是站在那时候,以那时候的生活环境做地盘而出发,所以他毕竟是那时候的民众之一员,而能在朦胧平安中看出残缺和破败。他们便以熟练的才技,写出这种残缺和破败,于艺术上达到高级的价值为止,在他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创造时,他们也许只顾到艺术的精细微妙,并没想到如何激动民众,予民众以强烈的刺激,使他们血脉愤张,而从事于革命。 我们如果承认艺术有独立的无限的价值,艺术家有完成艺术本身最终目的之必要,那末我们便不能而且不应该撇开艺术价值去指摘艺术家的态度,这和拿艺术家的现实行为去评断他的艺术作品者一样可笑。波特来耳的诗并不因他的狂放而稍减其价值。浅薄者许要咒他为人群的蛇蝎,却不知道他底厌弃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我们平常讥刺一个人,还须观察到他的深处,否则便见得浮薄可鄙。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标准,既没有看到他的深处,又抛弃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尺度,便无的放矢地攻刺一个忠于艺术的人,真的糊涂呢还是别有用意!这不过使我们觉到此#p#副标题#e#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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