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分享 /

更多评论

推荐

谒金门·春欲去

春欲去，如梦一庭空絮。墙里秋千人笑语，花飞撩乱处。无计可留春住，只有断肠诗句。万种消魂多寄与：斜阳天外树。

379 0 0

施绍莘

十日菊

节去蜂愁蝶不知，晓庭还绕折残枝。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

416 0 0

郑谷

长安书事

出送乡人尽，沧洲未得还。秋风五陵树，晴日六街山。有景终年住，无机是处闲。何当向云外，免老别离间。

368 0 0

张乔

这一篇，是从日文的《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冈泽秀虎的译本重译的，并非全卷之中，这算最好，不过因为一是篇幅较短，译起来不费许多时光，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国所谓“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样的作品。这所叙的是欧洲大战时事，但发表大约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了。原译者另外写有一段简明的解释，现在也都译在这下面—— “雅各武莱夫（AlexandrIakovlev）是在苏维埃文坛上，被称为‘同路人’的群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则译在这里的《农夫》，说得比什么都明白。 “从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一端说，他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他是禀有天分的诚实的作家。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他的作品中的农民，和毕力涅克作品中的农民的区别之处，是在那宗教底精神，直到了教会崇拜。他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而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将这见解，加以具体化者，是《农夫》。这里叙述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但要附加一句，就是他还有中篇《十月》，是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 日本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第四篇，便是这《十月》，曾经翻了一观，所写的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内，用中国现在时行的批评式眼睛来看，还是不对的。至于这一篇《农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没有革命气，而且还带着十足的宗教气，托尔斯泰气，连用我那种“落伍”眼看去也很以苏维埃政权之下，竟还会容留这样的作者为奇。但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2〕，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3〕，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再想一想，是颇有趣味的。 A．Lunacharsky〔4〕说过大略如此的话：你们要做革命文学，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两年；但也有例外，如“绥拉比翁的兄弟们”，就虽然流过了，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这“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学者团体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试看他所写的毕理契珂夫，善良，简单，坚执，厚重，蠢笨，然而诚实，像一匹象，或一个熊，令人生气，而无可奈何。确也无怪Lunacharsky要看得顶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这一类，也只要克服者一样诚实，也如象，也如熊，这就够了。倘只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却不行，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我这回似乎也犯了这病，又开罪于“革命文学”家了。但不要误解，中国并无要什么“锐利化”的什么家，报章上有种种启事为证，还有律师保镳〔5〕，大家都是“忠实同志”，研究“新文艺”的。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6〕云。十月二十七日写讫。 ※ ※ ※ 〔1〕本篇连同《农夫》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二《在沙漠上及其他》时，删去了首二段及末段。〔2〕“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指当时苏联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如卢那察尔斯基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讲演《托尔斯泰与马克斯》中说的，以托尔斯泰为“很麻烦的对手”。参看本书《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3〕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文化和政治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后，随着北洋军阀的土崩瓦解，又转而投靠国民党当局。这里所说他们和创造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如冯乃超（创造社）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月刊第一号）中，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又“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梁实秋（新月社）在《文学与革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六月《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中说：“近来的伤感的革命主义者，以及浅薄的人道主义者，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有无限制的同情。这无限制的同情往往压倒了一切的对于文明应有的考虑。” 〔4〕Lunacharsky卢那察尔斯基。〔5〕律师保鏕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刘世芳律师代表创造社及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新闻报》上刊出启事一事。其中说： “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在此青天白日旗下，文艺团体当无触法之虞，此吾人从事文艺事业之同志所极端相信者……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此后如有毁坏该社名誉者，#p#副标题#e#

395 0 0

鲁迅

宫怨

露湿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阳。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

290 0 0

李益

两小儿辩日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辩斗一作：辩日)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曰：“我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475 0 0

佚名

柳宜城鹊巢歌

相公宅前杨柳树，野鹊飞来复飞去。东家斫树枝，西家斫树枝。东家西家斫树枝，发遣野鹊巢何枝。相君处分留野鹊，一月生得三个儿。相君长命复富贵，口舌贫穷徒尔为。

334 0 0

顾况

泛青苕（正月十四日与公择吴兴泛舟）

绿净无痕，过晓霁清苕，镜里游人。红柱巧，彩船稳，当筵主、秘馆词臣。吴娃劝饮韩娥唱，竞艳容、左右皆春。学为行雨，傍画桨，从教水溅罗裙。溪烟混月黄昏。渐楼台上下，火影星分。飞槛倚，斗牛近，响箫鼓、远破重云、归轩未至千家待，掩半妆、翠箔朱门。衣香拂面，扶醉卸簪花，满袖余煴。

483 0 0

张先

答有恒先生〔1〕

有恒〔2〕先生：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3〕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5〕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6〕，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7〕。然而无聊，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现在似乎降下来了。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8〕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9〕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10〕。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12〕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13〕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p#副标题#e#

409 0 0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