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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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香子（舟宿兰湾）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送春归、客尚蓬飘。昨宵谷水，今夜兰皋。奈云溶溶，风淡淡，雨潇潇。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料芳悰、乍整还凋。待将春恨，都付春潮。过窈娘堤，秋娘渡，泰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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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捷

南乡子·端午

小雨湿黄昏。重午佳辰独掩门。巢燕引雏浑去尽，销魂。空向梁间觅宿痕。客舍宛如村。好事无人载一樽。唯有莺声知此恨，殷勤。恰似当时枕上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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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仪

白日丽江皋（一作鲍溶诗）

迟景临遥水，晴空似不高。清明开晓镜，昭晰辨秋毫。郁郁长堤土，离离浅渚毛。烟销占一候，风静拥千艘。独媚青春柳，宜看白鹭涛。何年谢公赏，遗韵在江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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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　　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共出纳焉。日食人一升，岁衣人一缣，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给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然有余而无穷。屏而家居俟代者与焉；仕而居官者罢其给。此其大较也。　　初，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于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为西帅，及参大政，于是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公既殁，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唯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敝车羸马，桓子曰：「是隐君之赐也。」晏子曰：「自臣之贵，父之族，无不乘车者；母之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而举火者，三百余人。以此而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于是齐侯以晏子之觞而觞桓子。予尝爱晏子好仁，齐侯知贤，而桓子服义也。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晏子为近之。观文正之义，贤于平仲，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　　呜呼！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其邸第之雄，车舆之饰，声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而入者，岂少也哉！况于施贤乎！其下为卿，为大夫，为士，廪稍之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瓢囊为沟中瘠者，又岂少哉？况于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　　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后必有史官书之者，予可无录也。独高其义，因以遗于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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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公辅

资阳郡中咏怀

腰章非达士，闭阁是潜夫。匣剑宁求试，笼禽但自拘。江清牛渚镇，酒熟步兵厨。唯此前贤意，风流似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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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士谔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①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②里的，在头号字的《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③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④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⑤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⑥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长庚。 ②《时报》获葆贤创办的报纸，一九○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 ③《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是一部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共八章。其中第二章《〈玉历〉之图像》中有用天秤称犯人的图像。 ④《上海日报》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一九○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上海新报》，周刊，一九○五年三月改为日报。 ⑤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分社。 ⑥“裸体游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办的报纸）登载一则题为《打破羞耻——武汉街市妇人之裸体游行》的新闻，造谣诬蔑当时尚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时中国一些反动报纸曾加以转载。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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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菩萨蛮（四）

远香风递莲湖满。满湖莲递风香远。光鉴试新妆。妆新试鉴光。棹穿花处好。好处花穿棹。明月咏歌清。清歌咏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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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观打鱼歌

绵州江水之东津，鲂鱼鱍鱍色胜银。渔人漾舟沈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众鱼常才尽却弃，赤鲤腾出如有神。潜龙无声老蛟怒，回风飒飒吹沙尘。饔子左右挥双刀，脍飞金盘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忆，汉阴槎头远遁逃。鲂鱼肥美知第一，既饱欢娱亦萧瑟。君不见朝来割素鬐，咫尺波涛永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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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南乡子（高等永嘉诸友相饯）

人物满东瓯。别我江心识俊游。北尽平芜南似画，中流。谁系龙骧万斛舟。去去几时休。犹自潮来更上头。醉墨淋漓人感旧，离愁。一夜西风似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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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

荔枝香近·七夕

睡轻时闻，晚鹊噪庭树。又说今夕天津，西畔重欢遇。蛛丝暗锁红楼，燕子穿帘处。天上、未比人间更情苦。秋鬓改，妒月姊、长眉妩。过雨西风，数叶井梧愁舞。梦入蓝桥，几点疏星映朱户。泪湿沙边凝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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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英

都人士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彼都人士，充耳琇实。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我不见兮，我心苑结。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发如虿。我不见兮，言从之迈。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旟。我不见兮，云何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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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踏莎行·芳草平沙

芳草平沙，斜阳远树，无情桃叶江头渡。醉来扶上木兰舟，将愁不去将人去。薄劣东风，夭斜落絮，明朝重觅吹笙路。碧云红雨小楼空，春光已到销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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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翥

遇湖州妓宋态宜二首

曾识云仙至小时，芙蓉头上绾青丝。当时惊觉高唐梦，唯有如今宋玉知。陵阳夜会使君筵，解语花枝出眼前。一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嫦娥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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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涉

门外文谈

一开头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２〕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特别说的多。这样的过了两三夜，才给别的话岔开，也总算谈完了。不料过了几天之后，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他们里面，有的是因为我看过几本古书，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为我看过一点洋书，有的又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我说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３〕，能信么？我谈到大众语，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劳苦大众，讲什么海话呢？这也是真的。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戽水。但一种报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那么，我的夜谈，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飓风过后，天气也凉爽了一些，但我终于照着希望我写的几个人的希望，写出来了，比口语简单得多，大致却无异，算是抄给我们一流人看的。当时只凭记忆，乱引古书，说话是耳边风，错点不打紧，写在纸上，却使我很踌躇，但自己又苦于没有原书可对，这只好请读者随时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写·完·并·记。二字是什么人造的？字是什么人造的？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４〕造的。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然而做《易经》〔５〕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胡胡的来一句。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６〕，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７〕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么来的？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８〕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Ｑｕｉｐｐｕｓ）〔９〕，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夏禹的“岣嵝碑”〔１０〕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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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