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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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上怀周贺

就枕忽不寐，孤怀兴叹初。南谯收旧历，上苑绝来书。暝雪细声积，晨钟寒韵疏。侯门昔弹铗，曾共食江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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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干

宿冽上人房

浮生不定若蓬飘，林下真僧偶见招。觉后始知身是梦，更闻寒雨滴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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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凝

多丽（中秋）

晚风清，淡云卷尽轻罗。看银蟾、初离海上，万里碧汉澄波。碾云衢、玉轮缓驾，照山影、宝镜新磨。光彻庭除，寒生绮席，无聊清兴助吟哦。共宴赏、明宵天气，晴晦又知他。无眠处，衣濡湛露，目断明河。念年来、青云失志，举头羞见嫦娥。且高歌、细敲檀板，拚痛饮、频倒金荷。断约他年，重挥大手，桂枝须斫最高柯。恁时节、清光比似，今夕更应多。功名事，到头须在，休用忙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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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无咎

渡吴江

堠馆人稀夜更长，姑苏城远树苍苍。江湖潮落高楼迥，河汉秋归广殿凉。月转碧梧移鹊影，露低红草湿萤光。文园诗侣应多思，莫醉笙歌掩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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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

金凤钗分，玉京人去，秋潇洒。晚来闲暇，针线收拾罢。【幺篇】独倚危楼，十二珠帘挂，风箫飒。雨晴云乍，极目山如画。【混江龙】断人肠处，天边残照水边霞。枯荷宿鹭，远树栖鸦。败叶纷纷拥砌石，修竹珊珊扫窗纱。黄昏近，愁生砧杵，怨入琵琶。【穿窗月】忆疏狂阻隔天涯，怎知人埋冤他。吟鞭袅青骢马，莫吃秦楼酒，谢家茶，不思量执手临歧话。【寄生草】凭阑久，归绣帏，下危楼强把金莲撒。深沉院宇朱扉亚，立苍苔冷透凌波袜。数归期空画短琼簪，揾啼痕频温香罗帕。【元和令】自从绝雁书，几度结龟卦。翠眉长是锁离愁，玉容憔悴煞。自元宵等待过重阳，甚犹然不到家。【上马娇煞】欢会少，烦恼多，心绪乱如麻。偶然行至东篱下，自嗟自呀，冷清清和月对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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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朴

摸鱼儿·送春

涨西湖、半篙新雨，麯尘波外风软。兰舟同上鸳鸯浦，天气嫩寒轻暖。帘半卷，度一缕、歌云不碍桃花扇。莺娇燕婉。任狂客无肠，王孙有恨，莫放酒杯浅。垂杨岸、何处红亭翠馆？如今游兴全懒。山容水态依然好，惟有绮罗云散。君不见，歌舞地，青芜满目成秋苑。斜阳又晚，正落絮飞花，将春欲去，目断水天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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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翥

意难忘（代赠）

仙子奇容。是名花第一，美占春风。烟香笼浅翠，露靓＿红。怜舞燕，惜惊鸿。相独步吴宫。料认得、娇云媚雨，来自巫峰。风流正与欢浓。羡高楼并倚，曲影阑东。烛摇留醉枕，尘坠恋歌钟。三弄笛，五花骢。莫行乐匆匆。但看取、天长地久，笑语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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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观国

顺阳歌

朝辞官军驿，前望顺阳路。野水啮荒坟，秋虫镂宫树。曾闻天宝末，胡马西南骛。城守鲁将军，拔城从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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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

西江月（夏日有感）

稳唱巧翻新曲，灵犀密意潜通。荷花香染晚来风。相对恍然如梦。有恨眉尖皱碧，多情酒晕生红。此愁不是闲浓。应为仙源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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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卿

送李侍郎赴常州

雪晴云散北风寒，楚水吴山道路难；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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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至

早夏寄元校书

独游野径送芳菲，高竹林居接翠微。绿岸草深虫入遍，青丛花尽蝶来稀。珠荷荐果香寒簟，玉柄摇风满夏衣。蓬荜永无车马到，更当斋夜忆玄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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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曙

“题未定”草（五）

Ｍ君寄给我一封剪下来的报章。这是近十来年常有的事情，有时是杂志。闲暇时翻检一下，其中大概有一点和我相关的文章，甚至于还有“生脑膜炎”〔２〕之类的恶消息。这时候，我就得预备大约一块多钱的邮票，来寄信回答陆续函问的人们。至于寄报的人呢，大约有两类：一是朋友，意思不过说，这刊物上的东西，有些和你相关；二，可就难说了，猜想起来，也许正是作者或编者，“你看，咱们在骂你了！”用的是《三国志演义》上的“三气周瑜”或“骂死王朗”的法子。不过后一种近来少一些了，因为我的战术是暂时搁起，并不给以反应，使他们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后来却也许会去拨一拨谁的下巴：这于他们诸公是很不利的。Ｍ君是属于第一类的；剪报是天津《益世报》〔３〕的《文学副刊》。其中有一篇张露薇〔４〕先生做的《略论中国文坛》，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懒，奴性，而忘掉了艺术”。只要看这题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记住艺术的批评家了。看起文章来，真的，痛快得很。我以为介绍别人的作品，删节实在是极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应该设法流传，万不可听其泯灭。不过纸墨也须顾及，所以只摘录了第二段，就是“永远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在这里，也万不能再少，因为我实在舍不得了—— “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于是便有许多人跟着别人学口号。特别是对于苏联，在目前的中国，一般所谓作家也者，都怀着好感。可是，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性，对于苏联的文学，尤其是对于那些由日本的浅薄的知识贩卖者所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话，我们所取的态度决不该是应声虫式的；我们所需要的介绍的和模仿的（其实是只有抄袭和盲目的应声）方式也决不该是完全出于热情的。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我们有了一般奴隶性极深的作家，于是我们便有无数的空虚的标语和口号。 “然而我们没有几个懂得苏联的文学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赞美者和零碎的翻译者，而赞美者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翻译者又不配合于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译’，不得不说文不对题的话，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能力永远是对不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识’虽然正确了，可是他们的工作却永远是不正确的。 “从苏联到中国是很近的，可是为什么就非经过日本人的手不可？我们在日本人的群中并没有发现几个真正了解苏联文学的新精神的人，为什么偏从浅薄的日本知识阶级中去寻我们的食粮？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的了解？为什么不取一种纯粹客观的工作的态度？为什么人家唱‘新写实主义’，我们跟着喊，人家换了‘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我们又跟着喊；人家介绍纪德，我们才叫；人家介绍巴尔扎克，我们也号；然而我敢预言，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介绍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 “我们再退一步，对于那些所谓‘文学遗产’，我们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对喊‘文学遗产’的人们担负把那些‘文学遗产’送给中国的‘大众’的责任。可是我们却要求那些人们有承受那些‘遗产’的义务，这自然又是谈不起来的。我们还记得在庆祝高尔基的四十年的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几个是知道高尔基的伟大在那儿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报》。我并不想因此来研究“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这些难问题；我只要说，诚如张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艺上，我们中国也的确太落后。法国有纪律和巴尔扎克〔５〕，苏联有高尔基，我们没有；日本叫喊起来了，我们才跟着叫喊，这也许真是“追随”而且“永远”，也就是“奴隶性”，而且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实是也有一些的，林语堂先生说过：“……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人间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两公，眼睛都有些斜视，只看了一面，各骂了一面，独跳犹可，并排跳舞起来，那“勇敢”就未免化为有趣了。不过林先生主张“求一究竟”，张先生要求“直接了解”，这“实事求是”之心，两位是大抵一致的，不过张先生比较的悲观，因为他是“豫言”家，断定了“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绍介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的缘故。照这“豫言”看起来，“直接了解”的张露薇先生自己，当然是一定不译的了；别人呢，我还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决没有目睹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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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