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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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帮忙到扯淡

“帮闲文学”〔2〕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3〕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4〕,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5〕,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6〕,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辞呢?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7〕,袁枚的《随园诗话》〔8〕,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六月六日。 CC 〔1〕本篇写成时未能刊出,后来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杂文》月刊第三号。参看本书《后记》。 〔2〕“帮闲文学”作者一九三二年曾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后收入《集外集拾遗》)的讲演中说:“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 〔3〕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官左徒,主张修明政治,联齐抗秦,但不见容于贵族集团而屡遭迫害,后被顷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终于投江而死。《离骚》是他被放逐后的作品。 〔4〕宋玉战国后期楚国诗人,顷襄王时任大夫,著有《九辩》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他与唐勒、景差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5〕“俳优蓄之”语见《汉书·严助传》:“朔(东方朔)、皋(枚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 〔6〕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代辞赋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他“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又说:“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7〕李渔(1611—约1679)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初戏曲作家。《一家言》,又名《闲情偶寄》,是他的诗文杂著,共六卷。〔8〕袁枚(1716—1798)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曾任江宁知县,辞官后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自号随园。著有《小仓山房全集》,其中收《随园诗话》十五卷,补遗十卷。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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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习惯与改革①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今年的禁用阴历②,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③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④,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⑤,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⑥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②禁用阴历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国民党当局发布的通令,其中规定:“凡商家帐目,民间契纸及一切签据,自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适用国历,如附用阴历,法律即不生效。” ③《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指《一百二十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学艺社编,上海华通书局印行。 ④浪漫古典梁实秋曾出版过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⑤“好人政府”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年前后,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 ⑥乌略语夫通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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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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