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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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印木刻

麦绥莱勒的连环图画四种〔2〕出版并不久,日报上已有了种种的批评,这是向来的美术书出版后未能遇到的盛况,可见读书界对于这书,是十分注意的。但议论的要点,和去年已不同:去年还是连环图画是否可算美术的问题,现在却已经到了看懂这些图画的难易了。 出版界的进行可没有评论界的快。其实,麦绥莱勒的木刻的翻印,是还在证阴连环图画确可以成为艺术这一点的。现在的社会上,有种种读者层,出版物自然也就有种种,这四种是供给智识者层的图画。然而为什么有许多地方很难懂得呢?我以为是由于经历之不同。同是中国人,倘使曾经见过飞机救国或“下蛋”,则在图上看见这东西,即刻就懂,但若历来未尝躬逢这些盛典的人,恐怕只能看作风筝或蜻蜓罢了。 有一种自称“中国文艺年鉴社”,而实是匿名者们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在它的所谓“鸟瞰”中,曾经说我所发表的《连环图画辩护》虽将连环图画的艺术价值告诉了苏汶先生,但“无意中却把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作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即是否还成其为大众艺术的问题忽略了过去,而且这种解答是对大众化的正题没有直接意义的”。〔3〕这真是倘不是能编《中国文艺年鉴》的选家,就不至于说出口来的聪明话,因为我本也“不”在讨论将“德国板画搬到中国来,是否为一般大众所理解”;所辩护的只是连环图画可以成为艺术,使青年艺术学徒不被曲说所迷,敢于创作,并且逐渐产生大众化的作品而已。假使我真如那编者所希望,“有意的”来说德国板画是否就是中国的大众艺术,这可至少也得归入“低能”一类里去了。 但是,假使一定要问:“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作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呢?那么,我也可以回答:假使不是立方派〔4〕,未来派〔5〕等等的古怪作品,大概该能够理解一点。所理解的可以比看一本《中国文艺年鉴》多,也不至于比看一本《西湖十景》少。风俗习惯,彼此不同,有些当然是莫明其妙的,但这是人物,这是屋宇,这是树木,却能够懂得,到过上海的,也就懂得画里的电灯,电车,工厂。尤其合式的是所画的是故事,易于讲通,易于记得。古之雅人,曾谓妇人俗子,看画必问这是什么故事,大可笑。中国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说不出他以为好的画的内容来,俗人却非问内容不可。从这一点看,连环图画是宜于俗人的,但我在《连环图画辩护》中,已经证明了它是艺术,伤害了雅人的高超了。 然而,虽然只对于智识者,我以为绍介了麦绥莱勒的作品也还是不够的。同是木刻,也有刻法之不同,有思想之不同,有加字的,有无字的,总得翻印好几种,才可以窥见现代外国连环图画的大概。而翻印木刻画,也较易近真,有益于观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了,学外国文学可看原书,学西洋画却总看不到原画。自然,翻板是有的,但是,将一大幅壁画缩成明信片那么大,怎能看出真相?大小是很有关系的,假使我们将象缩小如猪,老虎缩小如鼠,怎么还会令人觉得原先那种气魄呢。木刻却小品居多,所以翻刻起来,还不至于大相远。 但这还仅就绍介给一般智识者的读者层而言,倘为艺术学徒设想,锌板的翻印也还不够。太细的线,锌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线,也能因强水浸蚀的久暂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细,中国还很少制板适得其宜的名工。要认真,就只好来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图》〔6〕二百五十本,在中国便是首先的试验。施蛰存先生在《大晚报》附刊的《火炬》上说:“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本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7〕,就是在讥笑这一件事。我还亲自听到过一位青年在这“罕见书”边说,写着只印二百五十部,是骗人的,一定印的很多,印多报少,不过想抬高那书价。 他们自己没有做过“私人精印本”的可笑事,这些笑骂是都无足怪的。我只因为想供给艺术学徒以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画来制玻璃版,但制这版,是每制一回只能印三百幅的,多印即须另制,假如每制一幅则只印一张或多至三百张,制印费都是三元,印三百以上到六百张即需六元,九百张九元,外加纸张费。倘在大书局,大官厅,即使印一万二千本原也容易办,然而我不过一个“私人”;并非繁销书,而竟来“精印”,那当然不免为财力所限,只好单印一板了。但幸而还好,印本已经将完,可知还有人看见;至于为一般的读者,则早已用锌板复制,插在译本《士敏土》里面了,然而编辑兼批评家却不屑道。 人不严肃起来,连指导青年也可以当作开玩笑,但仅印十来幅图,认真地想过几回的人却也有的,不过自己不多说。我这回写了出来,是在向青年艺术学徒说明珂罗板一板只印三百部,是制板上普通的事,并非故意要造“罕见书”,并且希望有更多好事的“私人”,不为不负责任的话所欺,大家都来制造“精印本”。 十一月六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涛声》第二卷第四十六期,署名旅隼。 〔2〕麦绥莱勒的连#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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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鲁迅先生: 在《新闻报》〔2〕的《学海》栏内,读到你底一篇《文学和政治的歧途》的讲演,解释文学者和政治者之背离不合,其原因在政治者以得到目前的安宁为满足,这满足,在感觉锐敏的文学者看去,一样是胡涂不彻底,表示失望,终于遭政治家之忌,潦倒一生,站不住脚。我觉得这是世界各国成为定例的事实。最近又在《语丝》上读到《民众主义和天才》〔3〕和你底《“醉眼”中的朦胧》两篇文字,确实提醒了此刻现在做着似是而非的平凡主义和革命文学的迷梦的人们之朦胧不少,至少在我是这样。 我相信文艺思潮无论变到怎样,而艺术本身有无限的价值等级存在,这是不得否认的。这是说,文艺之流,从最初的什么主义到现在的什么主义,所写着的内容,如何不同,而要有精刻熟练的才技,造成一篇优美无媲的文艺作品,终是一样。一条长江,上流和下流所呈现的形相,虽然不同,而长江还是一条长江。我们看它那下流的广大深缓,足以灌田亩,驶巨舶,便忘记了给它形成这广大深缓的来源,已觉糊涂到透顶。若再断章取义,说:此刻现在,我们所要的是长江的下流,因为可以利用,增加我们的财富,上流的长江可以不要,有着简直无用。这是完全以经济价值去评断长江本身整个的价值了。这种评断,出于着眼在经济价值的商人之口,不足为怪;出于着眼在艺术价值的文艺家之口,未免昏乱至于无可救药了。因为拿艺术价值去评断长江之上流,未始没有意义,或竟比之下流较为自然奇伟,也未可知。 真与美是构成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的两大要素。而构成这真与美至于最高等级,便是造成一件艺术品,使它含有最高级的艺术价值,那便非赖最高级的天才不可了。如果这个论断可以否认,那末我们为什么称颂荷马,但丁,沙士比亚和歌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和他们同等的文艺作品呢,我们也有观察现象的眼,有运用文思的脑,有握管伸纸的手? 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由此说,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 我觉得许多提倡革命文学的所谓革命文艺家,也许是把表现人生这句话误解了。他们也许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的文艺,所表现的都是现实的人生,在那里面,含有显著的时代精神。文艺家自惊醒了所谓“象牙之塔”的梦以后,都应该跟着时代环境奔走;离开时代而创造文艺,便是独善主义或贵族主义的文艺了。他们看到易卜生之伟大,看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深刻,尤其看到俄国革命时期内的作家叶遂宁和戈理基们的热切动人;便以为现在此后的文艺家都须拿当时的生活现象来诅咒,刻划,予社会以改造革命的机会,使文艺变为民众的和革命的文艺。生在所谓“世纪末”的现代社会里面的人,除非是神经麻木了的,未始不会感到苦闷和悲哀。文艺家终比一般人感觉锐敏一点。摆在他们眼前的既是这么一个社会,蕴在他们心中的当有怎么一种情绪呢!他们有表现或刻划的才技,他们便要如实地写了出来,便无意地成为这时代的社会的呼声了。然而他们还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艺术,忠于自己的情知。易卜生被称颂为改革社会的先驱,陀思妥以夫斯基被称为人道主义的极致者,还须赖他们自己特有的精妙的才技,经几个真知灼见的批评者为之阐扬而后可。然而,真能懂得他们的艺术的,究竟还是少数。至于叶遂宁是碰死在自己的希望碑上不必说了,戈理基呢,听人说,已有点灰色了。这且不说。便是以艺术本身而论,他何常不崇尚真切精到的才技?我曾看到他的一首讥笑那不切实的诗人的诗。况且我们以艺术价值去衡量他的作品,是否他已是了不得的作家了,究竟还是疑问呵。 实在说,文艺家是不会抛弃社会的,他们是站在民众里面的。有一位否认有条件的文艺批评者,对于泰奴(Taine)〔4〕的时间条件,认为不确,其理由是:文艺家是看前五十年。我想,看前五十年的文艺家,还是站在那时候,以那时候的生活环境做地盘而出发,所以他毕竟是那时候的民众之一员,而能在朦胧平安中看出残缺和破败。他们便以熟练的才技,写出这种残缺和破败,于艺术上达到高级的价值为止,在他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创造时,他们也许只顾到艺术的精细微妙,并没想到如何激动民众,予民众以强烈的刺激,使他们血脉愤张,而从事于革命。 我们如果承认艺术有独立的无限的价值,艺术家有完成艺术本身最终目的之必要,那末我们便不能而且不应该撇开艺术价值去指摘艺术家的态度,这和拿艺术家的现实行为去评断他的艺术作品者一样可笑。波特来耳的诗并不因他的狂放而稍减其价值。浅薄者许要咒他为人群的蛇蝎,却不知道他底厌弃人生,正是他的渴慕人生之反一面的表白。我们平常讥刺一个人,还须观察到他的深处,否则便见得浮薄可鄙。至于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标准,既没有看到他的深处,又抛弃了衡量艺术价值的尺度,便无的放矢地攻刺一个忠于艺术的人,真的糊涂呢还是别有用意!这不过使我们觉到此#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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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泷冈阡表

  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邪!呜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泷冈。 太夫人姓郑氏,考讳德仪,世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福昌县太君,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又十有二年,烈官于朝,始得赠封其亲。又十年,修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又七年而罢。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盖自嘉祐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锡。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而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有三朝之锡命,是足以表见于后世,而庇赖其子孙矣。”乃列其世谱,具刻于碑,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并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 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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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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