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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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酒（四时景物须酒之意）

乍喜惠风初到，上林翠红，竞开时候。四吹花香扑鼻，露裁烟染，天地如绣。渐觉南薰，总冰绡纱扇避烦昼。共游凉亭消暑，细酌轻讴须酒。江枫装锦雁横秋，正皓月莹空，翠阑侵斗。况素商霜晓，对径菊、金玉芙蓉争秀。万里彤云，散飞霙，炉中焰红兽。便须点水傍边，最宜著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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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勋

秋日斅庾信体

岭衔宵月桂，珠穿晓露丛。蝉啼觉树冷，萤火不温风。花生圆菊蕊，荷尽戏鱼通。晨浦鸣飞雁，夕渚集栖鸿。飒飒高天吹，氛澄下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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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

我和一个活泼勇敢的女儿，在梦中建立了一个未来的世界，但是那世界破坏了，我们也因此自杀。仿仿佛佛的从我和她的手里，造成了一个未来的黄金世界，这世界我没有想到能造成，也万不敢想她会造成，然而仿仿佛佛的竟从我和她的手里，造成了未来的黄金世界！心灵里喜乐的华灯，刚刚点着，光明中充满了超妙─—庄严。一阵罡风吹了来，一切境象都消灭了，人声近了，似乎无路可走，无家可归。我站在许多无同情的人类中间，看着他们说：“是的，这世界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是决不走的，我们自杀了，可好？” 他们只冷笑着站在四围，我的同伴呢，她低着头坐在那里，我不知道她也有自杀的决心没有。一杯毒水在手里了，我走过去拊着她的肩说：“你看─—你呢？”她笑着点一点头，“柏拉图呵！我跟随你。”我抬起头来，一饮而尽，─—胸口微微的有一点热。她忽然也站起来了，看着我，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一个弓儿……可怜呵！那箭儿好似弹簧一般……她已经─—我的胸口热极了。呜咽─—挣扎里，钟摆的声音，渐渐的真了，屋里还是昏暗的，帘外的炉子里，似乎还有微微的火，窗纱边隐隐的露出支撑在夜色里的树枝儿来，─—慢慢的定住了神。这都是哪来的事！将来的黄金世界在哪里？创造的精神在哪里？奋斗的手腕在哪里，牺牲的勇气又在哪里？奋斗的末路就是自杀么？为何自己自杀不动心，看别人自杀，却要痛哭？同伴呵！我虽不认识你，我必永不忘记你牺牲的精神！人类呵！你们果真没有同情心么？果真要拆毁这已造成的黄金世界么？这是一九二0年的末一夜，阳光再现的时候，就是一九二一年的开始了。梦儿呵！不妨仍在我和她的手里实现！同伴呵！我和你，准备着：创造─—奋斗─—牺牲！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早起笔（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6月《燕大季刊》第2卷第1、2期合刊，署名：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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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

水调歌（寿退休丞相）

指点縠江水，遥认作琼醅。介公眉寿，年年倾入紫霞杯。寿与江流无尽，人在壶天不老，谈笑领春回。昨夜瞻南极，列宿拱中台。补天工，取日手，济时材。不应勇退，归来绿野宴瑶台。天要先生调燮，人要先生休养，虚左待重来。再捧长生箓，依旧面三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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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醉眼”中的朦胧

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２〕——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３〕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４〕，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５〕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６〕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７〕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８〕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９〕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１０〕，踏踏主义〔１１〕，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１２〕，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１３〕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１４〕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１５〕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１６〕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１７〕，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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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送马使君赴郑州

东土忽无事，专城复任贤。喜观班瑞礼，还在偃兵年。膏雨带荥水，归人耕圃田。遥知下车日，万井起新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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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起

咏罂粟子

倒排双陆子，希插碧牙筹。既似牺牛乳，又如铃马兜。鼓捶并瀑箭，直是有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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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吊前水部贾员外

笼中江海禽，日夕有归心。魏阙长谣久，吴山独往深。别时群木落，终处乱猿吟。李白坟前路，溪僧送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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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乔

病中得樊大书

荒村破屋经年卧，寂绝无人问病身。唯有东都樊著作，至今书信尚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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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非有复译不可

好像有人说过，去年是“翻译年”〔２〕；其实何尝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不过又给翻译暂时洗去了恶名却是真的。可怜得很，还只译了几个短篇小说到中国来，创作家就出现了，说它是媒婆，而创作是处女。〔３〕在男女交际自由的时候，谁还喜欢和媒婆周旋呢，当然没落。后来是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像看地图”〔４〕，幽默家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来〔５〕，使读者们“开心”，学者和大师们的话是不会错的，“开心”也总比正经省力，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于是有些人又记起了翻译，试来译几篇。但这就又是“批评家”的材料了，其实，正名定分，他是应该叫作“唠叨家”的，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以外的一种，要说得好听，也可以谓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样，并不大声，却在那里唠叨，说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译完了吗，你们只在译别人已经译过的，有的还译过了七八次。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现在是久不看见了，但我们今年的唠叨家，却正继承着这一派的正统。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三月十六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庚。〔２〕“翻译年”当系一九三五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３〕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该刊编者李石岑的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认为“处子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４〕指梁实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摘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并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５〕指刘半农。他在《中国文法通论》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将《论语·学而》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按欧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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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