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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政策》〔1〕

后记〔2〕 这一部书,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从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开手翻译,陆续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3〕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4〕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5〕的人们,布哈林〔6〕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莱夫〔7〕,托罗兹基〔8〕,卢那卡尔斯基等;也有‘锻冶厂’〔9〕一派,如普列忒内夫〔10〕;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瓦进,烈烈威支〔11〕,阿卫巴赫,罗陀夫,培赛勉斯基〔12〕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赤色新地》〔13〕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14〕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托罗兹基,拉迪克〔15〕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有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但直到现在,首尾三年,终于未曾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札,所以其中的缺憾,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反之,对于译者本身的笑骂却颇不少的,至今未绝。我曾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提到一点大略,登在《萌芽》〔16〕第三本上,现在就摘抄几段在下面——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我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1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18〕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著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19〕是‘投降’。 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在这里又向谁输诚呢。今年,谥法又两样了,……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20〕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日看名目,连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自己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因为至今还没有更新的译本出现,所以我仍然整理旧稿,印成书籍模样,想延续他多少时候的生存。但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点了。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21〕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文艺政策》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这两点,至少是值得特行声#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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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立此存照”(七)

晓角 近来的日报上作兴附“专刊”,有讲医药的,有讲文艺的,有谈跳舞的;还有“大学生专刊”,“中学生专刊”,自然也有“小学生”和“儿童专刊”;只有“幼稚园生专刊”和“婴儿专刊”,我还没有看见过。 九月二十七日,偶然看《申报》,遇到了《儿童专刊》,其中有一篇叫作《救救孩子!》,还有一篇“儿童作品”,教小朋友不要看无用的书籍,如果有工夫,“可以看些有用的儿童刊物,或则看看星期日《申报》出版的《儿童专刊》,那是可以增进我们儿童知识的”。 在手里的就是这《儿童专刊》,立刻去看第一篇。果然,发见了不忍删节的应时的名文:小学生们应有的认识梦苏最近一个月中,四川的成都,广东的北海,湖北的汉口,以及上海公共租界上,连续出了不幸的案件,便是日本侨民及水兵的被人杀害,国交显出分外严重的不安。 小朋友对于这种不幸的案件,作何感想?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国际的交涉,在非常时期,做国民的不可没有抗敌御侮的精神;但国交尚在常态的时期,却绝对不可有伤害外侨的越轨行动。倘若以个人的私忿,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因为被杀害的虽然是绝少数人,但会引起别国的误会,加重本国外交上的困难;甚至发生意外的纠纷,把整个民族复兴运动的步骤乱了。 这种少数人无意识的轨外行动,实是国法的罪人,民族的败类。我们当引为大戒。要知道这种举动,和战士在战争时的杀敌致果,功罪是绝对相反的。 小朋友们!试想我们住在国外的侨民,倘使被别国人非法杀害,虽然我们没有兵舰派去登陆保侨,小题大做:我们政府不会提出严厉的要求,得不到丝毫公道的保障;但总禁不住我们同情的愤慨。 我们希望别国人民敬视我们的华侨,我们也当敬视任何的外侨;使伤害外侨的非法行为以后不再发生。这才是大国民的风度。 这“大国民的风度”非常之好,虽然那“总禁不住”“同情的愤慨”,还嫌过激一点,但就大体而言,是极有益于敦睦邦交的。不过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却还“希望”我们对于自己,也有这“大国民的风度”,不要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 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而这也是关于我们的子孙。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 九月二十七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改题为《“立此存照”(五)》。 按原来的《“立此存照”(五)》,是关于张资平的那条,因作者看到《申报·儿童增刊》一篇文章,竟主张中国人杀外国人应加倍治罪,不胜愤慨,就写了这条补白寄去。《中流》编者把这一条改为《“立此存照”(五)》,在该刊第四期发表,原来的第五条改为第七条,移在该刊第五期发表,因发表时係用手稿影印,所以号码没有改。收入本书时,编者许广平按写作时间先后将这一条改为第七条。参看作者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致黎烈文信。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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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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