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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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预言】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 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 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 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 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 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 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日光, 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 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 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 那温暖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 请停下,停下你疲劳的奔波, 进来,这儿有虎皮的褥你坐! 让我烧起每一个秋天拾来的落叶, 听我低低地唱起我自己的歌。 那歌声将火光一样沉郁又高扬, 火光一样将我的一生诉说。 不要前行!前面是无边的森林, 古老的树现着野兽身上的斑纹, 半生半死的藤蟒一样交缠着, 密叶里漏不下一颗星星。 你将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 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一定要走吗?请等我和你同行! 我的脚知道每一条平安的路径, 我可以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 再给你,再给你手的温存。 当夜的浓黑遮断了我们, 你可以不转眼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激动的歌声你竟不听, 你的脚竟不为我的颤抖暂停! 像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 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 呵,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 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1931年秋天,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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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

《恶魔》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2〕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3〕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4〕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5〕,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6〕,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 ※ ※ ※ 〔1〕本篇连同《恶魔》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 〔2〕川本正良日本翻译工作者。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曾任松山高校等教授。 〔3〕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莱克兰世界文库》,德国发行的一种世界文学丛书。多数是被压迫民族作家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价格低廉,流传较广。 〔4〕《黄花集》北欧及俄国的诗歌小品集,韦素园译,一九二九年二月北平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5〕《创作年表》指邹道弘编的《高尔基评传》(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中所附的《高尔基创作年表》,其中列有“一八九九:《关于魔鬼》”一行。 〔6〕二十世纪初头应为十九世纪末叶。高尔基于一八九九年写作《关于魔鬼》(即《恶魔》)及《再关于魔鬼》,先后发表于同年《生活》杂志第一、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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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通信〔1〕

小峰兄: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2〕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3〕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4〕——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5〕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6〕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罢。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体似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 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文学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点点头,说,“大概是的罢。”心里却想:战士和革命者的虚衔,大约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7〕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 三,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 四,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 五,一种报上,已给我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 〔8〕评论是“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此外别无可称。”然而他希望我们和《现代评论》合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细考两派文章思想,初无什么大别。”(此刻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转录上海的《学灯》〔9〕的。原来如此,无怪其然。写完之后,追注。) 六,一个学者〔10〕,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11〕了。 “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这样侥幸的事罢,唉唉,呜呼! 但那是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上云云,真是“小病呻吟”。 我之所以要声明,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挥“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几位青年,纳罕我为什么近来不开口。你看,再开口,岂不要永“勿离粤,以俟开审”了么?语有之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此之谓也。 我所遇见的那些事,全是社会上的常情,我倒并不觉得怎样。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几个同我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我还要补足一句,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不是亲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认得。#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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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1〕

前记〔2〕 司基塔列慈(Skitalez)〔3〕的《契诃夫记念》里,记着他的谈话—— “必须要多写!你起始唱的是夜莺歌,如果写了一本书,就停止住,岂非成了乌鸦叫!就依我自己说:如果我写了头几篇短篇小说就搁笔,人家决不把我当做作家!契红德!一本小笑话集!人家以为我的才学全在这里面。严肃的作家必说我是另一路人,因为我只会笑。如今的时代怎么可以笑呢?”(耿济之译,《译文》二卷五期。) 这是一九○四年一月间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在临死这一年,自说的不满于自己的作品,指为“小笑话”的时代,是一八八○年,他二十岁的时候起,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间。在这之间,他不但用“契红德”(AntoshaChekhonte)〔4〕的笔名,还用种种另外的笔名,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说,小品,速写,杂文,法院通信之类。一八八六年,才在彼得堡的大报《新时代》〔5〕上投稿;有些批评家和传记家以为这时候,契诃夫才开始认真的创作,作品渐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这和契诃夫自述的话,是相合的。 这里的八个短篇,出于德文译本,却正是全属于“契红德”时代之作,大约译者的本意,是并不在严肃的绍介契诃夫的作品,却在辅助玛修丁(V.N.Massiutin)〔6〕的木刻插画的。玛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后,还在本国为勃洛克(A.Block)〔7〕刻《十二个》的插画,后来大约终于跑到德国去了,这一本书是他在外国的谋生之术。我的翻译,也以绍介木刻的意思为多,并不著重于小说。 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 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译者。 ※ ※ ※ 〔1〕《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契诃夫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收《波斯勋章》等八篇。鲁迅据德译本《波斯勋章及别的奇闻》于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间翻译,最初在《译文》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第六期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二月及四月)发表七篇;但《波斯勋章》当时未能刊出,一年后始载于《大公报》副刊《文艺》。单行本于一九三六年由上海联华书局印行,列为《文艺连丛》之一(封面题《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 契诃夫(A.Q.jInTJ,1860—1904),俄国作家,曾做过医生。 一八八○年开始发表作品,作有大量短篇小说及剧本《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 〔2〕本篇最初连同《波斯勋章》的译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八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第一二四期。后印入《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单行本。 〔3〕司基塔列慈(C.M.d]PYNUIh,1868—1941)俄国作家。 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主要为描写一九○五年革命前的俄国农村生活。十月革命时流亡国外,一九三○年回国。著有长篇小说《切尔诺夫家族》及有关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作家的回忆录等。 〔4〕“契红德”即安托沙·契红德(EFYTANjInTFYI),契诃夫的早期笔名之一。 〔5〕《新时代》俄国刊物,一八六八年创刊。沙皇统治时期为自由派所掌握,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为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利用,成为反革命的宣传工具。十月革命时被彼得堡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 〔6〕玛修丁(B.LNXVYPF)苏联铜版画和木刻画家,后离苏去德国。 〔7〕勃洛克(A.A.aUT],1880—1921)俄国诗人。《十二个》,反映十月革命的长诗,有胡学中译本,为《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为它作的《后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译者后记〔1〕 契诃夫的这一群小说,是去年冬天,为了《译文》开手翻译的,次序并不照原译本的先后。是年十二月,在第一卷第四期上,登载了三篇,是《假病人》,《簿记课副手日记抄》和《那是她》,题了一个总名;谓之《奇闻三则》,还附上几句后记道—— 以常理而论,一个作家被别国译出了全集或选集,那么,在那一国里,他的作品的注意者,阅览者和研究者该多起来,这作者也更为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但在中国却不然,一到翻译集子之后,集子还没有出齐,也总不会出齐,而作者可早被压杀了。易卜生,莫泊桑〔2〕,辛克莱〔3〕,无不如此,契诃夫也如此。 不过姓名大约还没有被忘却。他在本国,也还没有被忘却的,一九二九年做过他死后二十五周年的纪念,现在又在出他的选集。但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什么了。 《奇闻三篇》是从AlexanderElias#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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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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