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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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敬八、卢五泛河间清河

清川在城下，沿泛多所宜。同济惬数公，玩物欣良时。飘飖波上兴，燕婉舟中词。昔陟乃平原，今来忽涟漪。东流达沧海，西流延滹池。云树共晦明，井邑相逶迤。稍随归月帆，若与沙鸥期。渔父更留我，前潭水未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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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

中吕·朝天子·赴约

　　夜深深静悄，明朗朗月高，小书院无人到。书生今夜且休睡着，有句话低低道：半扇儿窗棂，不须轻敲，我来时将花树儿摇。你可便记着，便休要忘了，影儿动咱来到。简析　　这支小令描写一个女子与情郎相约夜晚相会的情景。曲子对这位女子的语言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大胆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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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送夏侯子之江夏

扣楫洞庭上，清风千里来。留欢一杯酒，欲别复裴回。相见楚山下，渔舟忆钓台。羡君还旧里，归念独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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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至

过王右丞书堂二首

澄潭昔卧龙，章句世为宗。独步声名在，千岩水石空。野禽悲灌木，落日吊清风。后学攀遗址，秋山闻草虫。万树影参差，石床藤半垂。萤光虽散草，鸟迹尚临池。风雅传今日，云山想昔时。感深苏属国，千载五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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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宿天台桐柏观

海行信风帆，夕宿逗云岛。缅寻沧洲趣，近爱赤城好。扪萝亦践苔，辍棹恣探讨。息阴憩桐柏，采秀弄芝草。鹤唳清露垂，鸡鸣信潮早。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高步凌四明，玄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山，云涛空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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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

寄阎防（防时在终南丰德寺读书）

青冥南山口，君与缁锡邻。深路入古寺，乱花随暮春。纷纷对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经声时有人。晚心复南望，山远情独亲。应以修往业，亦惟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烟月资清真。莫叹文明日，弥年徒隐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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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昚虚

一萼红（芙蓉和友人韵）

怨东风。把韵华付去，农李小桃红。黄落山空，香销水冷，此际才与君逢。敛秋思、愁肠日结，拥翠袖、应费剪裁工。晕脸迎霜，幽姿泣露，寂寞谁同。休笑梳妆淡薄，看浮花浪蕊，眼底俱空。夜帐云闲，寒城月浸，有人吟偏深丛。自前度、王郎去后，旧游处、烟草接吴宫。惟有芳卿寄言，蹙损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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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正月十五闻京有灯恨不得观

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1] 羞逐乡人赛紫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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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

游开元精舍

夏衣始轻体，游步爱僧居。果园新雨后，香台照日初。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馀。符竹方为累，形迹一来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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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

送吴彦融赴举

用心精至自无疑，千万人中似汝稀。上国才将五字去，全家便待一枝归。西陵柳路摇鞭尽，北固潮程挂席飞。想见明年榜前事，当时分散著来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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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干

重叠金·壬寅立秋

西风半夜惊罗扇。蛩声入梦传幽怨。碧藕试初凉。露痕啼粉香。清冰凝簟竹。不许双鸳宿。又是五更钟。鸦啼金井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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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升

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苏峰生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着如此。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好个罗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得四种。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未必一定是无用之业罢。总之，苏峰氏的意思，无非在证明《三藏取经记》等是宋椠。其论据有三—— 一纸墨字体是宋；二宋讳缺笔〔6〕；三罗振玉〔7〕氏说是宋刻。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但《三藏法师取经记》及《诗话》两种，所见的却是罗氏影印本，纸墨虽新，而字体和缺笔是看得出的。那后面就有罗跋，正不必再求之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我所谓“世因以为宋刊”，即指罗跋而言。现在苏峰氏所举的三证中，除纸墨因确未目睹，无从然否外，其余二事，则那时便已不足使我信受，因此就不免“疑”起来了。某朝讳缺笔是某朝刻本，是藏书家考定版本的初步秘诀，只要稍看过几部旧书的人，大抵知道的。何况缺笔的栂字的怎样地触目。但我却以为这并不足以确定为宋本。前朝的缺笔字，因为故意或习惯，也可以沿至后一朝。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而遗老们所刻的书，驚字还“敬缺末笔”。非遗老们所刻的书，儀字玄字也常常缺笔，或者以甯代儀，以元代玄。这都是在民国而讳清讳；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易林注》〔8〕残本（现有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甯字儀字都缺笔的，纸质，墨色，字体，都似宋；而且是蝶装〔9〕，缪荃荪〔10〕氏便定为宋本。但细看内容，却引用着阴时夫的《韵府群玉》〔11〕，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所以我以为不能据缺笔字便确定为某朝刻，尤其是当时视为无足重轻的小说和剧曲之类。罗氏的论断，在日本或者很被引为典据罢，但我却并不尽信奉，不但书跋，连书画金石的题跋，无不皆然。即如罗氏所举宋代平话四种中，《宣和遗事》〔12〕我也定为元人作，但这并非我的轻轻断定，是根据了明人胡应麟〔13〕氏所说的。而且那书是抄撮而成，文言和白话都有，也不尽是“平话”。我的看书，和藏书家稍不同，是不尽相信缺笔，抬头，以及罗氏题跋的。因此那时便疑；只是疑，所以说“或”，说“未可知”。我并非想要唐突宋椠和收藏者，即使如何廓大其冒昧，似乎也不过轻疑而已，至于“轻轻地断定”，则殆未也。但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待证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事：鲁迅疑是元刻，为元人作；今确是宋椠，故为宋人作。无论如何，苏峰氏所豫想的“元人著作的宋版”这滑稽剧，是未必能够开演的。然而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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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