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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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高考优秀作文:哺育“规则”_800字

  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对于人类社会真是太重要了。法规、校规、交通规则、游戏规则、文明公约、道德规范、考试规定……哪一个规则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呢?既然有“规则”,我们就得按“规定”办事。“规则”是人类自己制定的信条。  只有按规办事,才能明理树信,“规则”才能称其为“规则”。商鞅立木为信,包公刚正执法,解放军的“三在纪律,八项注意”……哪一个不是“坚明约束”而后大获成功的呢?哺育“规则”需要严守“规则”的大力支持!  当北京与2000年奥运会失之交臂时,我们失声痛哭。然而,这使我们懂得了申办奥运的一个“游戏”规则,那就是“优胜劣汰,择优而任”。于是人们挥洒汗与泪来建设北京,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北京,终于使山明水秀,空气清新,市民文明,交通方便,经济繁荣的历史古都――北京以幽雅的姿态闪亮登场,使“北京”这响亮的名字在2001年7月13日晚响彻全世界人们的耳边。从那时起,“优胜劣汰,择优而任”的规则更深地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于是这“规则”便更加活力四射,生机勃勃。原来哺育“规则”需要我们为之付出如此多的泪水与汗水。  “规则”是个顽皮的孩子,当他调皮时,就需要人们来“调教”。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不断进步,因而人类的思想也在发展。当一些“规则”不适应时代的脚步时,人们就要适当地修改它,不能墨守成规,要勇于创新,使其为人类,为自然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  中国入世,是我们几十年来追求的梦想。而今梦圆,我们倍受鼓舞,因为这能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向前迈进一大步。然而WTO的“规则”中有一部分会给我们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于是经济学者、法律专家聚在一起,商讨如何修改我国有关的法律,使之适应国际市场,为我国营利。可见,适当修改“规则”是大有必要的。  “规则”需要人们来哺育!人类的发展需要“规则”为我们献智献力,让我们把握好“规则”这一“诺亚方舟”,为祖国的繁荣、人类的发展、世界的和平挥洒血汗吧!哺育“规则”,是我们为之努力奋斗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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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这也并非自己的发见,是在内山书店里听着漫谈的时候拾来的,据说:像日本人那样的喜欢“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云。 接收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2〕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3〕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罢,中国向西洋派遣过许多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样喜欢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什么论文,使那边的学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的学位,回来了。然而因为在外国研究得太长久,忘记了中国的事情,回国之后,就只好来教授西洋文学。他一看见本国里乞丐之多,非常诧异,慨叹道: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学问,却自甘堕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的。 不过这是极端的例子。倘使长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认真的想一想,那么,对于那国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罢。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谈,其实负有捧场的权利和义务的,但因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话在这里。其一,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不过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见,所以没有法子想。还有一点,是并非坏话也说不定的,就是读起那漫文来,往往颇有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而这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归根结蒂,也还是结论。幸而卷末没有明记着“第几章:结论”,所以仍不失为漫谈,总算还好的。 然而即使力说是漫谈,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绍介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4〕,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 倒不如看看漫文,还要有意思一点罢。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鲁迅记于上海。 CC 〔1〕本篇最初印入《活中国的姿态》。 《活中国的姿态》,日本内山完造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东京学艺书院出版;有尤炳圻的中文译本,书名改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九三六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本篇原以日文写成,由作者自译为中文,参看本书《后记》。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华,先经营药品,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经售日文书籍。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一九四五年回国。 〔2〕《支那人气质》长期旅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斯密斯(AHSmith,1845—1932)著,日本有爱江保译本,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3〕指日本安冈秀夫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出版)一书中对中国人的随意诬蔑。该书《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一篇中甚至说:“彼国人的嗜笋……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四日)》。 〔4〕“亲善”、“提携”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以欺骗中日人民,蒋介石即就此发表谈话:“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认识……制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在这以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间日本公使有吉明已经与黄郛在上海进行“中日亲善”谈判;六月间有吉明又到南京见汪精卫,商谈“中日提携”问题。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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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诸稽郢行成于吴

  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越王勾践起师逆之江。   大夫种乃献谋曰:“夫吴之与越,唯天所授,王其无庸战。夫申胥、华登,简服吴国之士于甲兵,而未尝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夫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设戎,约辞行成,以喜其民,以广侈吴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弃吴,必许吾成而不吾足也,将必宽然有伯诸侯之心焉;既罢弊其民,而天夺之食,安受其烬,乃无有命矣。”   越王许诺,乃命诸稽郢行成于吴,曰:“寡君勾践使下臣郢,不敢显然布币行礼,敢私告于下执事曰:‘昔者,越国见祸,得罪于天王,天王亲趋玉趾,以心孤句践,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灾,其敢忘君王之大赐乎?今勾践申祸无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边陲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执事?勾践用帅二三之老,亲委重罪,顿颡于边。今君王不察,盛怒属兵,将残伐越国。越国固贡献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军士,使寇令焉!勾践请盟。一介嫡女,执箕帚以晐姓于王宫;一介嫡男,奉盘匜以随诸御。春秋贡献,不解于王府。天王岂辱裁之?亦征诸侯之礼也。’”   夫谚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国,以明闻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无成劳也。虽四方之诸侯,则何实以事吴?敢使下臣尽辞,唯天王秉利度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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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张沛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2〕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3〕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4〕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5〕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6〕了。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7〕十一月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2〕徐悲鸿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应苏联对外文化事业委员会邀请,去苏联参加中国画展览会,曾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即席作画。 〔3〕齐如山(1877—1962)河北高阳人。当时北平国剧学会会长,曾为梅兰芳编过剧本。杜衡在《文艺画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十月)发表的《梅兰芳到苏联去》一文中说:“我以为他(按指梅兰芳)最先的急务,是应当找几位戏剧意识检讨专家来帮忙,或竟成立一个脚本改编委员会。这些工作,恐怕像齐如山先生他们未必能够胜任”。 〔4〕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大晚报·剪影》载犁然的《在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叶盛兰的欢宴席上》一文中,记录梅兰芳谈话说:“中国旧戏原纯是象征派的,跟写实的话剧不同”。 〔5〕这些都是对杜衡等人的讽刺,参看本书《化名新法》。“戏剧年鉴”是影射杜衡、施蛰存合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6〕“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载一九三四年《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改题为《叛徒》)。篇首《题解》引用歌德临终时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7〕这里也是对杜衡的讽刺。杜衡曾于一九三二年说左翼批评家“蛮横”,使他们不得不“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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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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