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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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孩子和别的奇闻》〔1〕

前记〔2〕 司基塔列慈(Skitalez)〔3〕的《契诃夫记念》里,记着他的谈话—— “必须要多写!你起始唱的是夜莺歌,如果写了一本书,就停止住,岂非成了乌鸦叫!就依我自己说:如果我写了头几篇短篇小说就搁笔,人家决不把我当做作家!契红德!一本小笑话集!人家以为我的才学全在这里面。严肃的作家必说我是另一路人,因为我只会笑。如今的时代怎么可以笑呢?”(耿济之译,《译文》二卷五期。) 这是一九○四年一月间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在临死这一年,自说的不满于自己的作品,指为“小笑话”的时代,是一八八○年,他二十岁的时候起,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间。在这之间,他不但用“契红德”(AntoshaChekhonte)〔4〕的笔名,还用种种另外的笔名,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说,小品,速写,杂文,法院通信之类。一八八六年,才在彼得堡的大报《新时代》〔5〕上投稿;有些批评家和传记家以为这时候,契诃夫才开始认真的创作,作品渐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这和契诃夫自述的话,是相合的。 这里的八个短篇,出于德文译本,却正是全属于“契红德”时代之作,大约译者的本意,是并不在严肃的绍介契诃夫的作品,却在辅助玛修丁(V.N.Massiutin)〔6〕的木刻插画的。玛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后,还在本国为勃洛克(A.Block)〔7〕刻《十二个》的插画,后来大约终于跑到德国去了,这一本书是他在外国的谋生之术。我的翻译,也以绍介木刻的意思为多,并不著重于小说。 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 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译者。 ※ ※ ※ 〔1〕《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契诃夫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收《波斯勋章》等八篇。鲁迅据德译本《波斯勋章及别的奇闻》于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间翻译,最初在《译文》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第六期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二月及四月)发表七篇;但《波斯勋章》当时未能刊出,一年后始载于《大公报》副刊《文艺》。单行本于一九三六年由上海联华书局印行,列为《文艺连丛》之一(封面题《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 契诃夫(A.Q.jInTJ,1860—1904),俄国作家,曾做过医生。 一八八○年开始发表作品,作有大量短篇小说及剧本《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 〔2〕本篇最初连同《波斯勋章》的译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八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第一二四期。后印入《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单行本。 〔3〕司基塔列慈(C.M.d]PYNUIh,1868—1941)俄国作家。 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主要为描写一九○五年革命前的俄国农村生活。十月革命时流亡国外,一九三○年回国。著有长篇小说《切尔诺夫家族》及有关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作家的回忆录等。 〔4〕“契红德”即安托沙·契红德(EFYTANjInTFYI),契诃夫的早期笔名之一。 〔5〕《新时代》俄国刊物,一八六八年创刊。沙皇统治时期为自由派所掌握,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为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利用,成为反革命的宣传工具。十月革命时被彼得堡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 〔6〕玛修丁(B.LNXVYPF)苏联铜版画和木刻画家,后离苏去德国。 〔7〕勃洛克(A.A.aUT],1880—1921)俄国诗人。《十二个》,反映十月革命的长诗,有胡学中译本,为《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为它作的《后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译者后记〔1〕 契诃夫的这一群小说,是去年冬天,为了《译文》开手翻译的,次序并不照原译本的先后。是年十二月,在第一卷第四期上,登载了三篇,是《假病人》,《簿记课副手日记抄》和《那是她》,题了一个总名;谓之《奇闻三则》,还附上几句后记道—— 以常理而论,一个作家被别国译出了全集或选集,那么,在那一国里,他的作品的注意者,阅览者和研究者该多起来,这作者也更为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但在中国却不然,一到翻译集子之后,集子还没有出齐,也总不会出齐,而作者可早被压杀了。易卜生,莫泊桑〔2〕,辛克莱〔3〕,无不如此,契诃夫也如此。 不过姓名大约还没有被忘却。他在本国,也还没有被忘却的,一九二九年做过他死后二十五周年的纪念,现在又在出他的选集。但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什么了。 《奇闻三篇》是从AlexanderElias#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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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离世(灵怀其不吾知兮)

【离世】 灵怀其不吾知兮,灵怀其不吾闻。 就灵怀之皇祖兮,愬灵怀之鬼神。 灵怀曾不吾与兮,即听夫人之谀辞。 余辞上参於天坠兮,旁引之於四时。 指日月使延照兮,抚招摇以质正。 立师旷俾端辞兮,命咎繇使并听。 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 余幼既有此鸿节兮,长愈固而弥纯。 不从俗而诐行兮,直躬指而信志。 不枉绳以追曲兮,屈情素以从事。 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舆之踵迹。 群阿容以晦光兮,皇舆覆以幽辟。 舆中涂以回畔兮,驷马惊而横奔。 执组者不能制兮,必折轭而摧辕。 断镳衔以驰骛兮,暮去次而敢止。 路荡荡其无人兮,遂不禦乎千里。 身衡陷而下沉兮,不可获而复登。 不顾身之卑贱兮,惜皇舆之不兴。 出国门而端指兮,冀壹寤而锡还。 哀仆夫之坎毒兮,屡离忧而逢患。 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 惜师延之浮渚兮,赴汨罗之长流。 遵江曲之逶移兮,触石碕而衡游。 波澧澧而扬浇兮,顺长濑之浊流。 凌黄沱而下低兮,思还流而复反。 玄舆驰而并集兮,身容与而日远。 棹舟杭以横濿兮,济湘流而南极。 立江界而长吟兮,愁哀哀而累息。 情慌忽以忘归兮,神浮游以高历。 心蛩蛩而怀顾兮,魂眷眷而独逝。 叹曰: 余思旧邦心依违兮, 日暮黄昏羌幽悲兮, 去郢东迁余谁慕兮, 谗夫党旅其以兹故兮, 河水淫淫情所原兮, 顾瞻郢路终不返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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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答曹聚仁先生信

聚仁〔2〕先生: 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3〕(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中国人是无论如何,在将来必有非通几种中国语不可的运命的,这事情,由教育与交通,可以办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试用广东话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有些人以为如“像煞有介事”之类,已经通行,也是不确的话,北方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江苏人是不一样的,那感觉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实。 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所以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4〕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 还有一层,是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这一点也须注意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上。八月二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四年五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第一一○号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当时吴研因在南京、上海报纸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一文,加以反驳。于是在文化界展开了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战。同年六月十八、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先后刊出了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二文,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随后各报刊陆续发表不少文章,展开了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七月二十五日,当时《社会月报》编者曹聚仁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一、大众语文的运动,当然继承着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而来的;究竟在现在,有没有划分新阶段,提倡大众语的必要?二、白话文运动为什么会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三、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知识分子)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四、大众语文的建设,还是先定了标准的一元国语,逐渐推广,使方言渐渐消灭?还是先就各大区的方言,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逐渐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国语?五、大众语文的作品,用什么方式去写成?民众所惯用的方式,我们如何弃取?”鲁迅这一篇虽分五点作答,但并不针对曹聚仁来信所提的问题。他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致曹聚仁的另一信中曾针对这五个问题作了答复(见《鲁迅书信集》)。 〔2〕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作家,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3〕罗马字拼音泛指用拉丁字母(即罗马字#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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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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