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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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香港〔1〕

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2〕,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今天看见《语丝》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3〕,忽又记得起来,想说几句话来凑热闹。 我去讲演〔4〕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 从广州往香港时,在船上还亲自遇见一桩笑话。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5〕上,有这样两条琐事: k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bbb。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 “司”当是“藩司”“臬司”〔6〕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国人的。港报上所谓“政府”,“警司”之类,往往是指英国的而言,不看惯的很容易误解,不如上海称为“捕房”之分明。 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bbb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7〕,早已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带着书籍的人也困难,因为一不小心,会被指为“危险文件”的。这“危险”的界说,我不知其详。总之一有嫌疑,便麻烦了。人先关起来,书去译成英文,译好之后,这才审判。而这“译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记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时,裁判就用翻译。一个和尚去告状追债,而债户商同通事,将他的状子改成自愿焚身了。官说道好;于是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 〔8〕我去讲演的时候也偶然提起元朝,听说颇为“X司”所不悦,他们是的确在研究中国的经史的。 但讲讲元朝,不但为“政府”的“X司”所不悦,且亦为有些“同胞”所不欢。我早知道不稳当,总要受些报应的。果然,我因为谨避“学者”〔9〕,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10〕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11〕,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12〕,现在则“到了汉口”〔13〕。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14〕,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便写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两天的《循环世界》里,看见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来多嘴。但其中有关于我的三点,我自己比较的清楚些,可以请为更正,即: “一,我从来没有做过《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 “二,陈大悲〔15〕被攻击后,我并未停止投稿。 “三,我现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 从发信之日到今天,算来恰恰一个月,不见登出来。“总之你是这样的:因为我说你是这样”罢。幸而还有内地的《语丝》;否则,“十二藤”,“bbb”,那里去诉苦! 我现在还有时记起那一位船上的广东朋友,虽然神经过敏,但怕未必是无病呻吟。他经验多。 若夫“香江”(案:盖香港之雅称)之于国粹,则确是正在大振兴而特振兴。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环日报》“昨日下午督宪府茶会”条下,就说: “(上略)赖济熙太史即席演说,略谓大学堂汉文专科异常重要,中国旧道德与乎国粹所关,皆不容缓视,若不贯彻进行,深为可惜,(中略)周寿臣爵士亦演说汉文之宜见重于当世,及汉文科学之重要,关系国家与个人之荣辱等语,后督宪以华语演说,略谓华人若不通汉文为第一可惜,若以华人而中英文皆通达,此后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学汉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闲视之云云。(下略)”#p#副标题#e#供:香港注册公司免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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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京派”与“海派”

栾廷石 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2〕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3〕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4〕,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5〕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6〕,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7〕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一月三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申报·自由谈》。〔2〕北平某先生指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创作缺乏“认真严肃”的作风,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上海某先生,指苏汶(杜衡)。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对“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表示不满,文中还提到:“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此后,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曹聚仁等也参加这一争论。 〔3〕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九三○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时,美国波摩那大学及南加州大学曾授与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4〕“居移气,养移体”语见《孟子·尽心》。〔5〕“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语出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 〔6〕“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参看本卷第13页注〔5〕。 〔7〕关于北平学者以古文化掩护自己和古物南迁,参看本卷第13页注〔6〕、〔2〕。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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