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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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伪自由书》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像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1〕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2〕,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 除了上述五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 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3〕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然而,帮手立刻出现了,还出在堂堂的《中央日报》〔4〕(九月四日及六日)上——女婿问题如是 最近的《自由谈》上,有两篇文章都是谈到女婿的,一篇是孙用的《满意和写不出》,一篇是苇索的《登龙术拾遗》。后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则不在手头,刊出日期大约在八月下旬。 苇索先生说:“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后一句“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立论十分牢靠,无瑕可击。我们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们的父亲也是人家的女婿,我们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坛上“北面”而坐的鲁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会要上文坛的”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前一句“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这句话就简直站不住了。我觉得文坛无时无刻不在招女婿,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了。 又说:“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能用妻子的赔嫁钱来作文学资本,我觉得这种人应该佩服,因为用妻子的钱来作文学资本,总比用妻子的钱来作其他一切不正当的事情好一些。况且凡事必须有资本,文学也不能例外,如没有钱,便无从付印刷费,则杂志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办书店,出杂志,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来,妻子的钱自然也是私蓄之一。况且做一个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正如做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之并非罪恶为一样,如其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回国后游荡无事,可以依靠亲戚的牌头,夺一个副刊来编编,则一个富家的女婿,因为兴趣#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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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选本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2〕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3〕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4〕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中间又受了《楚辞》〔5〕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皙陶潜〔6〕之流,虽然也做四言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7〕,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8〕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9〕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10〕,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11〕袁宏道〔12〕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瘾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13〕,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14〕之称,现在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15〕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16〕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17〕。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18〕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19〕,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20〕,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21〕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22〕,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十一月二十四日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署名唐俟。 〔2〕《庄子》亦称《南华经》,战国时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现存三十三篇。《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先秦至齐梁的诗文总集,三十卷。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参看《准风月谈》的《重三感旧》、《“感旧”以后》等篇。 〔3〕“动机论”施蛰存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一文中说:“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的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语见《#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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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电的利弊

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2〕,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浇身;或周围生火,慢慢的烤炙,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将火移远,改死刑为虐杀了。 中国还有更残酷的。唐人说部中曾有记载,一县官拷问犯人,四周用火遥焙,口渴,就给他喝酱醋,〔3〕这是比日本更进一步的办法。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曾见一个囚在反省院里的青年的信,说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脏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释放亦不免于死云云。此人是陆军学生,不明内脏构造,其实倒挂灌鼻,可以由气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却不能进入心中;大约当时因在苦楚中,知觉瞀乱,遂疑为已到心脏了。 但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4〕,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一月三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切利支丹殉教记》原名《切支丹E殉教者》,日本松剖底鳎?痪哦??*出版。一九二五年修订再版时改名为《切支丹殉教记》。书中记述十六世纪以来天主教在日本的流传,以及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和屠杀的情况。“切支丹”(也称“切利支丹”),是基督教(及基督教徒)的日本译名。〔3〕《太平广记》卷二六八引《神异经》佚文中有类似记载:唐代武则天时酷吏来俊臣逼供,“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 〔4〕爱迪生(T.A.Edison,1847—1931)美国发明家。精研电学,有很多发明创制,如电灯、电报、电话、电影机、留声机等。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逝世后,世界各地曾悼念他。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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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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