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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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赠畏之

清时无事奏明光，不遣当关报早霜。中禁词臣寻引领，左川归客自回肠。郎君下笔惊鹦鹉，侍女吹笙弄凤凰。空寄大罗天上事，众仙同日咏霓裳。待得郎来月已低，寒暄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处，骑马出门乌夜啼。户外重阴黯不开，含羞迎夜复临台。潇湘浪上有烟景，安得好风吹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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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

观别者

青青杨柳陌，陌上别离人。爱子游燕赵，高堂有老亲。不行无可养，行去百忧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邻。都门帐饮毕，从此谢亲宾。挥涕逐前侣，含凄动征轮。车徒望不见，时见起行尘。吾亦辞家久，看之泪满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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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

帝里重阳节，香园万乘来。却邪萸入佩，献寿菊传杯。塔类承天涌，门疑待佛开。睿词悬日月，长得仰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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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送从叔阳冰祇召赴都

自小从游惯，多由戏笑偏。常时矜礼数，渐老荷优怜。见主承休命，为郎贵晚年。伯喈文与篆，虚作汉家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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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祐

见南山夕阳召监师不至

夕阳黯晴碧，山翠互明灭。此中意无限，要与开士说。徒郁仲举思，讵回道林辙。孤兴欲待谁，待此湖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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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

瑞龙吟（寿吴丞相·寿词）

双溪墅。重见种玉锄云，采花研露。遥知绿野芳浓，锦堂燕子，迎门共舞。近前语。还问去年山馆，旧经行处。西风鸿水边上，惊千里苑，梅英乍吐。几度月昏霜晓，望驰天北，驿传湘渚。冷艳暗香春寒，划地清苦。看看翠幄，青子江头路。才收尽、蛮烟瘴雨，初回轻暑。便忆南园趣。唤人况有，多情杜宇。此计非迟暮。都付与、和羹功成归去。海榴院落，长逢重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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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平

满江红（牡丹和梁质夫）

倾国精神，娇无力、亭亭向谁。还知否，羞沈月姊，妒杀风姨。满地胭脂春欲老，平池翡翠水新肥。只花王、富贵占韶光，真绝奇。香暗动，人未知。翻玉拍，度金衣。任轻红殷紫，对景偏宜。闻道洛阳夸此地，因思京国太平时。向沈香亭北按新词，乘醉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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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以夫

菩萨蛮·白日惊飚冬已半

白日惊飚冬已半，解鞍正值昏鸦乱。冰合大河流，茫茫一片愁。烧痕空极望，鼓角高城上。明日近长安，客心愁未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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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

瑞鹤仙（刘氏园西湖柳）

绿杨深似雨。西湖上、旧日晴丝恨缕。风流似张绪。羡春风依旧，年年眉妩。宫腰楚楚。倚画阑、曾斗妙舞。想而今似我，零落天涯，却悔相妒。痛绝长秋去後，杨白花飞，旧腔谁谱。年光暗度。凄凉事，不堪诉。记菩提寺路，段家桥水，何时重到梦处。况柔条老去，争奈系春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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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1]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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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哭苗员外呈张参军（苗公即参军舅氏）

思君宁家宅，久接竹林期。尝值偷琴处，亲闻比玉时。高人不易合，弱冠早相知。试艺临诸友，能文即我师。凌寒松未老，先暮槿何衰。季子生前别，羊昙醉后悲。寿堂乖一恸，奠席阻长辞。因沥殊方泪，遥成墓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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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曙

元遗山〔２〕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３〕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４〕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５〕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７〕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８〕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９〕，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１０〕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五月二十七日。 CC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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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