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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种痘

上海恐怕也真是中国的“最文明”的地方,在电线柱子和墙壁上,夏天常有劝人勿吃天然冰的警告,春天就是告诫父母,快给儿女去种牛痘的说帖,上面还画着一个穿红衫的小孩子。我每看见这一幅图,就诧异我自己,先前怎么会没有染到天然痘,呜呼哀哉,于是好像这性命是从路上拾来似的,没有什么希罕,即使姓名载在该杀的“黑册子”〔2〕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但自然,几分是在所不免的。 现在,在上海的孩子,听说是生后六个月便种痘就最安全,倘走过施种牛痘局的门前,所见的中产或无产的母亲们抱着在等候的,大抵是一岁上下的孩子,这事情,现在虽是不属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也都知道,是明明白白了的。我的种痘却很迟了,因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虽说住的是偏僻之处,和别地方交通很少,比现在可以减少输入传染病的机会,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听到。我居然逃过了这一关,真是洪福齐天,就是每年开一次庆祝会也不算过分。否则,死了倒也罢了,万一不死而脸上留一点麻,则现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条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脸的文艺批评家的奚落了。幸而并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时候,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一样,是淡然忘之,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听它到处发出来,随后也请个医生,拜拜菩萨,死掉的虽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一样是中国古法的种痘,将痘痂研成细末,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定的处所,但粒数很少,没有危险了。人说,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3〕,我不知道可的确。 第三样就是所谓“牛痘”了,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最初的时候,当然,华人是不相信的,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这一类宝贵的文献,至今还剩在《验方新编》〔4〕中,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例如,说种痘免疫之理道:“‘痘为小儿一大病,当天行时,尚使远避,今无故取婴孩而与之以病,可乎?’曰:‘非也。譬之捕盗,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说明“洋痘”之所以传入中国的原因: “予考医书中所载,婴儿生数日,刺出臂上污血,终身可免出痘一条,后六道刀法皆失传,今日点痘,或其遗法也。夫以万全之法,失传已久,而今复行者,大约前此劫数未满,而今日洋烟入中国,害人不可胜计,把那劫数抵过了,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若不坚信而遵行之,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 而我所种的就正是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5〕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达生篇》〔6〕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而已。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尤其特别的是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凡讲这种难懂的话的,我们这里除了官老爷之外,只有开当铺和卖茶叶的安徽人,做竹匠的东阳人,和变戏法的江北佬。官所讲者曰“官话”,此外皆谓之“拗声”。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大家都叫他“医官”,可见那是“官话”了。官话之震动了我的耳膜,这是第一次。 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摩摩我的头顶,说道:“乖呀,乖呀!” 什么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后来父亲翻译给我说,这是他在称赞我的意思。然而好像并不怎么高兴似的,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现在我想,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实利主义者的了,这坏性质到老不改,至今还是只要卖掉稿子或收到版税,总比听批评家的“官话”要高兴得多。 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7〕,在我虽然也算难得的事物,但仿佛曾经玩过,不觉得希罕了。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作“万花筒”,是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欤休哉,里面竟有许多五颜六色,希奇古怪的花朵,而这些花朵的模样,都是非常整齐巧妙,为实际的花朵丛#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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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任子》序〔1〕

马总《意林》:《任子》十二卷,注云,名奕。《御览》引《会稽典录》:“任奕,字安和,句章人。”又《吴志》注引《典录》:朱育对王朗云,近者“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则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阳太守章安虞翔,各驰文檄,晔若春荣。”〔2〕罗濬《四明志》〔3〕亦有奕传,云今有《任子》十卷。奕书宋时已失,《志》云今有者,盖第据《意林》言之,隋唐志又未著录,故名氏转晦。胡元瑞疑即任嘏《道论》,徐象梅复以为临海任旭。 〔4〕今审诸书所引,有任嘏《道德论》,有《任子》,其为两书两人甚明。惟《初学记》引任嘏论云:“夫贤人者,积礼义于朝,播仁风于野,使天下欣欣然歌舞其德”,与《御览》四百三〔5〕引《任子》相类,为偶合或误题已不可考。今撰写直题《任子》者为一卷以存其书。 ※ ※ ※ 〔1〕本篇据手稿编入,写作时间未详。原无标点。 《任子》,东汉句章(今浙江慈溪)任奕著。鲁迅辑本封面题作《任奕子》,正文题作《任子》,一卷。据《意林》、《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初学记》校录而成,共二十六则。未印行。 〔2〕朱育参看本书《朱育〈会稽土地记〉序》。引语见《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 〔3〕罗濬宋代人,官从政郎、新赣州录事参军。《四明志》,地方志,罗濬、方万里等编修,成于宝庆三年(1227),共二十一卷。任奕传见该书卷八:“任奕,句章人,为御史中丞。朱育称其为文章之士,立言粲盛。今有《任子》十卷,见《意林》。” 〔4〕胡元瑞(1551—1602)名应麟,字元瑞,兰溪(今属浙江)人,明代学者。著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等。《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惟《任奕子》未得考。而道家有魏河东太守任嘏撰《道论》十二卷,或字之讹也。”按任嘏,字昭先(一作昭光),三国魏黄门侍郎。非任奕。徐象梅,字仲和,明代杭州人,著有《两浙名贤录》、《琅環史唾》等。《两浙名贤录》:“任次龙,名奕。郡将蒋秀请为功曹,谢去。后历官御史中丞。”按任次龙,名旭,晋代临海章安(今浙江临海)人,官至郎中。徐象梅误合任旭、任奕为一人。 〔5〕《御览》四百三按鲁迅辑本《任子》正文作“《御览》四百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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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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