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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出版界》的“战略”

“他(鲁迅)的战略是‘暗示’,我的战略是‘同情’。”〔2〕——长虹—— 狂飙社广告 ……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合办《莽原》……〔3〕“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及得上他的。”〔4〕 “…………” “我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来很甚,但关系毕竟是好的。《莽原》便是这样好的精神的表现。”〔5〕“…………” “但如能得到你的助力,我们竭诚地欢喜。” “…………” “但他说不能做批评,因为他向来不做批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我以为他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但是,如对于做批评的朋友,却要希望他党同伐异,便至少也是为人谋而不忠了!”〔6〕“…………” “已经成名的人,我想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便是很好的了。鲁迅当初提议办《莽原》的时候,我以为他便是这样态度。但以后的事实却……只证明他想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便够了!同他反对的话都不要说,……而他还不以为他是受了人的帮助,有时倒反疑惑是别人在利用他呢?” “…………” “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 “…………” “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 “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7〕“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我们是知道的,在目前并不十分丰富。所以,《莽原》自然要偏重介绍的工作了。……但这实际上也便是《未名半月刊》了。如仍用《莽原》的名义,便不免有假冒的嫌疑。”〔8〕“…………”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 “正义:我来写光明日记——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 “请大家认清界限——到‘知其故而不能言其理’时,用别的方法来排斥新思想,那便是所谓开倒车,如林琴南,章士钊之所为是也。我们希望《新青年》时代的思想家不要再学他们去!” “…………” “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但恐不容易吧! 公理: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9〕二二,一二,一九二六。鲁迅掠。 EE 〔1〕木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一三期。 《走到出版界》,上海《狂飙》周刊的一个专栏,由高长虹撰稿,每则之前有小标题。后由泰东书局出版单行本。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曾得到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却对鲁迅进行肆意的诬蔑和攻击。〔2〕“他(鲁迅)的战略是‘暗示’”等语,见《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走到出版界·时代的命运》。〔3〕狂飙社广告见《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一九二六年八月)。 〔4〕“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等语,见《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5〕“我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来很甚”等语和下面的“如能得到你的助力”二句,均见高长虹发表于《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的《通讯·致鲁迅先生》。 〔6〕“但他说不能做批评”等语及以下四段引语,均见《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7〕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见《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后收入《华盖集续编》。〔8〕“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等语及以下三段引语,分别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中的《呜呼,现代评论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态度》、《琐记两则》、《公理与正义的谈话》和《请大家认清界限》。 〔9〕“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等语,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公理与正义的谈话》。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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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批评家的批评家

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2〕,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3〕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一月十七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2〕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3〕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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