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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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民有献杏者，瑰丽溢目，因感花未几，聊以成咏

南郭东风赏杏坛，几株芳树昨留欢。却忆落花飘绮席，忽惊如实满雕盘。蛾眉半敛千金薄，鷤鴂初鸣百草阑。志士古来悲节换，美人啼鸟亦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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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士谔

忆乐天

寻常相见意殷勤，别后相思梦更频。每遇登临好风景，羡他天性少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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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

酬淮南廖参谋秋夕见过之作

扬州从事夜相寻，无限新诗月下吟。初服已惊玄发长，高情犹向碧云深。语馀时举一杯酒，坐久方闻四处砧。不逐繁华访闲散，知君摆落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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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

鹧鸪天（重九席上再赋）

有甚闲愁可皱眉。老怀无绪自伤悲。百年旋逐花阴转，万事长看鬓发知。溪上枕，竹间棋。怕寻酒伴懒吟诗。十分筋力夸强健，只比年时病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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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

书项王庙壁

三章既沛秦川雨，入关又纵阿房炬，汉王真龙项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语，鼎上杯羹弃翁姥，项王真龙汉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龙亦鼠虎亦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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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象春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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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

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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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七夕曲

河边独自看星宿，夜织天丝难接续。抛梭振镊动明珰，为有秋期眠不足。遥愁今夜河水隔，龙驾车辕鹊填石。流苏翠帐星渚间，环佩无声灯寂寂。两情缠绵忽如故。复畏秋风生晓路。幸回郎意且斯须，一年中别今始初。明星未出少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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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黄鹂

黄鹂一掠颜色飞上了树。“看，一只黄鹂！”有人说。翘着尾尖，它不作声，艳异照亮了浓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它飞了，不见了，没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黄鹂》这首诗最初刊载于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第12号上，后收入《猛虎集》。诗很简单：写一只黄鹂鸟不知从哪里飞来，掠上树稍，默不作声地伫立在那里，华丽的羽毛在枝桠间闪烁，“艳异照亮了浓密——／象是春天，火焰，象是热情。”于是招来了我们这些观望的人（诗人？自由的信徒？泛神论者？），小心翼翼地聚集在树下，期待着这只美丽的鸟引吭高歌。可是它却“一展翅”飞走了：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于是带走了春天，带走了火焰，也带走了热情。这首诗意不尽于言终。如果我们鉴品的触角仅仅满足于诗的表象，那我们将一无所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寻找这首诗的深层结构，或如黑格尔所言，寻找它的“暗寓意”（《美学》第二卷，13页）。在这个意义上说，《黄鹂》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篇类寓言；或曰，一首象征的诗。指出徐志摩诗中象征手法的存在，对于我们理解他的诗艺不无裨益。因为诗人对于各种“主义”腹诽甚多。早在1922年的《艺术与人生》一文中，他就批评中国新诗表面上是现实主义，骨子里却是根本的非现实性；此外还有毫不自然的自然主义，以及成功地发明了没有意义的象征的象征主义。其结果是虽然达到了什么主义，却没有人再敢称它为诗了。在后来写就的《“新月”的态度》（1928）中，他又对当时文坛上的13个派别大举讨伐之师。然而腹诽归腹诽，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他还是兼收并蓄，广征博引，真正“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做”（《诗刊弁言》）。所以他的诗并非千人一面，一律采取单调的直线抒情法，而是尽可能地运用各种风格和手法，以达到最完美的艺术效果。《黄鹂》中象征的运用，便是一个明证。指出《黄鹂》是一首象征的诗，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指出“黄鹂”形象具体的所指。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已经漫漶不清了，但也并非无迹可寻，甚至在诗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一些宝贵的启示。首先应该注意到，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选择“我”这一更为强烈的主体抒情意象作为这首诗的主词，而是采用了“我们”这种集体性的称谓。作为一群观望者，“我们”始终缄默无言（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流露出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情绪。不过“我们”作为群体性的存在，至少明确了一件事，即：“黄鹂”的象征意义不只是对“我”而言的。其次，诗中两次出现的“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的比喻，也给我们重要的提示。因为无论是春光，火焰，还是热情，都寓指了一种美好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已经“不见了”。由此我们可以想到韶光易逝，青春不回，爱情并非不朽的，等等。因此要想确定“黄鹂”形象具体的意指，还必须联系到徐志摩当时的思想状况来分析。我们知道，诗人刚回国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联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新月社，准备在社会上“露棱角”。他将自己的高世之志称为“单纯信仰”，胡适则洗炼地将其概括为“爱、自由、美”三个大字。正因了这“单纯信仰”，他拒绝一切现实的东西，追求一种更完满、更超脱的结局。在政治上则左右开弓，以至于有人认为“新月”派是当时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然而在现实面前，任何这类的“单纯信仰”都是要破灭的。世易时移，再加上家庭罹变，诗人逐渐变得消极而颓废。他感染上哈代的悲观主义情绪，“托着一肩思想的重负，／早晚都不得放手”（《哈代》）正是他彼时心情的写照。人们总以为徐志摩活得潇洒，死得超脱，蔡元培的挽联上就写着：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东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可又有谁知道诗人心中的滋味呢？由是观，我认为“黄鹂”的形象正象征他那远去的“爱、自由，美”的理想；而徐志摩们也只能无奈地观望，年青时的热情被那只远去的黄鹂鸟带得杳无踪迹了。有人认为“黄鹂”的形象是雪莱的“云雀”形象的再现。若果此说成立，那么我想也是反其意而用之。《云雀》中那种张扬挺拔的热情在《黄鹂》中已经欲觅无痕了。（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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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