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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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成

苇索 善于治国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随处看出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派队剪除〔2〕;上海又有名公要来整顿茶馆〔3〕了,据说整顿之处,大略有三:一是注意卫生,二是制定时间,三是施行教育。 第一条当然是很好的;第二条,虽然上馆下馆,一一摇铃,好像学校里的上课,未免有些麻烦,但为了要喝茶,没有法,也不算坏。 最不容易是第三条。“愚民”的到茶馆来,是打听新闻,闲谈心曲之外,也来听听《包公案》〔4〕一类东西的,时代已远,真伪难明,那边妄言,这边妄听,所以他坐得下去。现在倘若改为“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听;专讲敌人的秘史,黑幕罢,这边之所谓敌人,未必就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也难免听得不大起劲。结果是茶馆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 前清光绪初年,我乡有一班戏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实不符,戏做得非常坏,竟弄得没有人要看了。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曾给他编过一支歌: “台上群玉班, 台下都走散。 连忙关庙门, 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连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即如有几种刊物,有钱有势,本可以风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连投稿也寥寥,总要隔两月才出一本。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5〕,非讽刺的好文艺,好像也将是后世纪的青年的出产了。 六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2〕派队剪除长衣的事,指当时四川军阀杨森的所谓“短衣运动”。《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斋”栏曾转载“杨森治下营山县长罗象翥禁穿长衫令”,其中说:“查自本军接防以来,业经军长通令戍区民众,齐着短服在案。……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参看本书《“滑稽”例解》。〔3〕整顿茶馆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晚报》“星期谈屑”刊载署名“蓼”的《改良坐茶馆》一文,其中说对群众聚集的茶馆“不能淡然置之”,提示反动当局把茶馆变为对群众“输以教育”的场所,并提出“改良茶馆的设备”、“规定坐茶馆的时间”、“加以民众教育的设备”等办法。 〔4〕《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明代公案小说,写宋代清官包拯断案的故事。 〔5〕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登载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攻击鲁迅等写的杂文说:“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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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随感录59

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2〕,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3〕;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4〕便好看了。 古时候,秦始皇帝〔5〕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6〕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KK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2〕六朝焚身的和尚,据梁朝慧皎《高僧传》卷十二《忘身》第六记载:有宋蒲坂释法羽“……服香油,以布缠体,诵《舍身品》竟,以火自僚”。此外该书记载焚身的和尚还有慧绍、僧瑜、慧益、僧庆、法光、昙弘等多人。 〔3〕唐朝砍下臂膊布施的和尚,据唐代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九《普圆传》记载:“……有恶人从圆乞头,将斩与之,又不肯取。又复乞眼,即欲剜施。便从索手,遂以绳系腕著树,齐肘斩而与之。”〔4〕“圣武”原为对皇朝武功的颂词。这里含讽刺意味。〔5〕秦始皇帝(前259—前210)姓嬴名政,战国时秦国的国君,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6〕刘邦(前247—前195)字季,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于秦二世元年(前209)起兵反秦,在亡秦灭楚后建立了西汉王朝。庙号高祖。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常繇(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前232—前202),名籍,下相(今江苏宿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于秦二世元年起兵反秦,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公元前二○二年为刘邦所败。据《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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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我观北大〔1〕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2〕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 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3〕的招牌来“作之师”〔4〕,并且分送金款〔5〕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6〕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7〕,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8〕,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2〕指高仁山。参看本卷第120页注〔7〕。 〔3〕“整顿学风”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起草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由段祺瑞发布。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4〕“作之师”语见《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5〕金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法郎贬值,坚持中国对法国的庚子赔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顾当时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意了法方的无理要求,从作为赔款抵押的中国盐税中付给债款后,收回余额一千多万元,这笔款被称为“金款”。它们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军政开支外,从中拨出一百五十万元作为教育经费,当时一些私立大学曾提出分享这笔钱,章士钊则坚持用于清理国立八校的积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6〕彭允彝字静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又因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也宣言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所以这里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7〕暗地里做总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众为要求关税自主,举行示威游行,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并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称:“幸天相我。局势顿移。所谓鸟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实那时段祺瑞并未下台,章士钊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务。 〔8〕章士钊当时一再压迫北京大学,如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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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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