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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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沈叔薇

[沈叔薇是我的一个表兄,从小同学,高小中学都是同班毕业的,他是今年九月死的] 叔薇,你竟然死了,我常常的想着你,你是我一生最密切的一个人,你的死是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我每次想到生与死的究竟时,我不定觉得生是可欲,死是可悲,我自己的经验与默察只使我相信生的底质是苦不是乐,是悲哀不是幸福,是泪不是笑,是拘束不是自由:因此从生入死,在我有时看来,只是解化了实体的存在,脱离了现象的世界,你原来能辨别苦乐,忍受磨折的性灵,在这最后的呼吸离窍的俄顷,又投入了一种异样的冒险。我们不能轻易的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亦不能设想苦痛的灭绝。但生死间终究有一个不可掩讳的分别,不论你怎样的看法。出世是一件大事,死亡亦是一件大事。一个婴儿出母胎时他便与这生的世界开始了关系,这关系却不能随着他去后的躯壳埋掩,这一生与一死,不论相间的距离怎样的短,不论他生时的世界怎样的仄——这一生死便是一个不可销毁的事实:比如海水每多一次潮涨海滩便多受一次泛滥,我们全体的生命的滩沙里,我想,也存记着最微小的波动与影响…… 而况我们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你活着的时候,我可以携着你的手,谈我们的谈,笑我们的笑,一同在野外仰望天上的繁星,或是共感秋风与落叶的悲凉……叔薇,你这几年虽则与我不易相见,虽则彼此处世的态度更不如童年时的一致,但我知道,我相信在你的心里还留着一部分给我的情愿,因为你也在我的胸中永占着相当的关切。我忘不了你,你也忘不了我。每次我回家乡时,我往往在不曾解卸行装前已经亟亟的寻求,欣欣的重温你的伴侣。但如今在你我间的距离,不再是可以度量的里程,却是一·切距离中最辽远的一种距离——生与死的距离。我下次重归乡土,再没有机会与你携手谈笑,再不能与你相与恣纵早年的狂态,我再到你们家去,至多只能抚摩你的寂寞的灵帏,仰望你的惨淡的遗容,或是手拿一把鲜花到你的坟前凭吊! 叔薇,我今晚在北京的寓里,在一个冷静的秋夜,倾听着风催落叶的秋声,咀嚼着为你兴起的哀思,这几行文字,虽则是随意写下,不成章节,但在这舒写自来情感的俄顷,我仿佛又一度接近了你生前温驯的,谐趣的人格,仿佛又见着了你瘦脸上的枯涩的微笑——比在生前更谐合的更密切的接近。 我没有多少的话对你说,叔薇,你得宽恕我;当你在世时我们亦很少相互罄吐的机会。你去世的那一天我来看你,那时你的头上,你的眉目间,已经刻画着死的晦色,我叫了你一声叔薇,你也从枕上侧面来回叫我一声志摩,那便是我们在永别前最后的缘分!我永远忘不了那时病榻前的情景! 我前面说生命不定是可喜,死亦不定可畏:叔薇,你的一生尤其不曾尝味过生命里可能的乐趣,虽则你是天生的达观,从不曾慕羡虚荣的人间;你如其继续的活着,支撑着你的多病的筋骨,委蛇你无多沾恋的家庭,我敢说这样的生转不如撒手去了的干净!况且你生前至爱的骨肉,亦久已不在人间,你的生身的爹娘,你的过继的爹娘(你的姑母),你的姊姊——可怜娟姊,我始终不曾一度凭吊——还有你的爱妻,他们都在坟墓的那——边满开着他们天伦的怀抱,守候着他们最爱的“老五”,共享永久的安闲……十一月一日早三时你的表弟志摩(原刊《自削文集〉新月书店1928年1月初版)#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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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附记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1〕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Isaacs)〔2〕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3〕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4〕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5〕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6〕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7〕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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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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