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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1〕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2〕。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原,名平,楚同姓也,事怀王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王令原草宪令,上官大夫〔3〕欲夺其稿,不得,谗之于王,王怒而疏屈原。原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眅眆,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曰《天问》〔4〕。辞句大率四言;以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 靡蓱九衢,枲华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鲮鱼何所,鬿堆焉处? 羿焉彃日,乌焉解羽?……” “……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蚁微命力协固?惊女采薇鹿何祜?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两卒无禄?……” 后盖又召还,尝欲联齐拒秦,不见用。怀王与秦婚,子兰〔5〕劝王入秦,屈原止之,不听,卒为秦所留。长子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亦谗屈原,王怒而迁之。原在湘沅之间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作《离骚》,终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时盖顷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五或六)也。 《离骚》者,司马迁以为“离忧”,班固以为“遭忧”,王逸释以离别之愁思,扬雄则解为“牢骚”,故作《反离骚》,又作《畔牢愁》矣。〔6〕其辞述已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其文几二千言,中有云: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鷖兮,汰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时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次述占于灵氛,问于巫咸,无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于是驰神纵意,将翱将翔,而濞怀宗国,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婾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今所传《楚辞》中有《九章》〔7〕九篇,亦屈原作。又有《卜居》,《渔父》,〔8〕述屈原既放,与卜者及渔人问答之辞,亦云自制,然或后人取故事仿作之,而其设为问难,履韵偶句之法,则颇为词人则效,近如宋玉之《风赋》,远如相如之《子虚》,《上林》,班固之《两都》〔9〕皆是也。 《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10〕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矣。 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刘勰取其言辞,校之经典,〔11〕谓有异有同,固雅颂之博徒,实战国之风雅,“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可谓知言者已。 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古者交接邻国,揖让之际,盖必诵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12〕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寝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如屈原同时有苏秦者,其说赵司寇李兑〔13〕也,曰:“雒阳乘轩里苏秦,家贫亲老,无罢车驽马,桑轮蓬箧,赢幐担囊,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造外阙,愿造于前,口道天下之事。”(《赵策》一)自叙其来,华饰至此,则辩说之际,可以推知。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况《离骚》产地,与《诗》不同,彼有河渭,此则沅湘,彼惟朴樕,此则兰蓲;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祀祭。《楚辞》中有《九歌》〔14〕,谓“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 屈原放逐,……愁思怫#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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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忆刘半农君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2〕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3〕投稿之后,由蔡孑民〔4〕先生或陈独秀〔5〕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6〕,“她”字和“牠”字的创造〔7〕,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8〕,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9〕,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10〕。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11〕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12〕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八月一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六卷第三期。 〔2〕半农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著有《半农杂文》、诗集《扬鞭集》以及《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3〕《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4〕蔡孑民(1868—1940)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参加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五四”时期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 〔5〕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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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感旧”以后(上)

丰之余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2〕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3〕,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4〕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5〕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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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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