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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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连台

一笑无秦帝，飘然向海东。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古戍三秋雁，高台万木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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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

送费骧

兄寒弟亦饥，力学少闲时。何路免为客，无门卖得诗。几人携酒送，独我入山迟。少小同居止，今朝始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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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合

和库部李员外秋夜寓直之作

相庭贻庆远，才子拜郎初。起草徯仙阁，焚香卧直庐。更深河欲断，节劲柳偏疏。气耿凌云笔，心摇待漏车。叨荣厕俦侣，省己恧空虚。徒斐阳春和，难参丽曲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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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

甘露寺感事贻同志

云蔽长安路更赊，独随渔艇老天涯。青山尽日寻黄绢，沧海经年梦绛纱。雪愤有期心自壮，报恩无处发先华。东堂旧侣勤书剑，同出膺门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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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浑

天河

常时任显晦，秋至辄分明。纵被微云掩，终能永夜清。含星动双阙，伴月照边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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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虞美人（席上赠王提刑）

城南观阁连云起。形像丹青里。使君笳鼓渡江来。尽带江南春色、放春回。青春欲住风催去。流水花无数。尊前触目一番新。只有玉楼明月、记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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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道

江上别流人

以我越乡客，逢君谪居者。分飞黄鹤楼，流落苍梧野。驿使乘云去，征帆沿溜下。不知从此分，还袂何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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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

塞翁失马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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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

鲜于仲通正当年，章仇兼琼在蜀川。约束蜀儿采马鞭，蜀儿采鞭不敢眠。横截斜飞飞鸟边，绳桥夜上层崖颠。头插白云跨飞泉，采得马鞭长且坚。浮沤丁子珠联联，灰煮蜡楷光烂然。章仇兼琼持上天，上天雨露何其偏。飞龙闲厩马数千，朝饮吴江夕秣燕。红尘扑辔汗湿鞯，师子麒麟聊比肩。江面昆明洗刷牵，四蹄踏浪头枿天。蛟龙稽颡河伯虔，拓羯胡雏脚手鲜。陈闳韩干丹青妍，欲貌未貌眼欲穿。金鞍玉勒锦连乾，骑入桃花杨柳烟。十二楼中奏管弦，楼中美人夺神仙。争爱大家把此鞭，禄山入关关破年。忽见扬州北邙前，只有人还千一钱。亭亭笔直无皴节，磨捋形相一条铁。市头格是无人别，江海贱臣不拘绁。垂窗挂影西窗缺，稚子觅衣挑仰穴。家童拾薪几拗折，玉润犹沾玉垒雪。碧鲜似染苌弘血，蜀帝城边子规咽。相如桥上文君绝，往年策马降至尊，七盘九折横剑门。穆王八骏超昆仑，安用冉冉孤生根。圣人不贵难得货，金玉珊瑚谁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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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况

和刘涵

京官始云满，野人依旧闲。闭扉一亩居，中有古风还。市井日已午，幽窗梦南山。乔木覆北斋，有鸟鸣其间。前日远岳僧，来时与开关。新题惊我瘦，窥镜见丑颜。陶情惜清澹，此意复谁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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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岛

再来一次〔1〕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3〕罢。《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去年，因为“每下愈况”〔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7〕。那“动机”〔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10〕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11〕。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五月二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2〕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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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