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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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行和不信

中国的“愚民”——没有学问的下等人,向来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无端的问他多少年纪,什么意见,兄弟几个,家景如何,他总是支吾一通之后,躲了开去。有学识的大人物,很不高兴他们这样的脾气。然而这脾气总不容易改,因为他们也实在从经验而来的。 假如你被谁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点小当,譬如罢,中国是改革过的了,孩子们当然早已从“孟宗哭竹”“王祥卧冰”〔2〕的教训里蜕出,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3〕,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4〕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诃德〔5〕。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仍如飞剑一样,非上武当山〔6〕寻师学道之后,决计没法办。到了二十世纪,古人空想中的潜水艇,飞行机,是实地上成功了,但《龙文鞭影》或《幼学琼林》〔7〕里的模范故事,却还有些难学。 我想,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 所以听的人也不相信。我们听了千多年的剑仙侠客,去年到武当山去的只有三个人,只占全人口的五百兆分之一,就可见。古时候也许还要多,现在是有了经验,不大相信了,于是照办的人也少了。——但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8〕,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 七月一日。 CC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二期,署名公汗。 〔2〕“孟宗哭竹”据唐代白居易所编《白氏六帖》:三国时吴人“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王祥卧冰”,据《晋书·王祥传》:王祥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这两个故事后来都收入《二十四孝》一书。 〔3〕“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呈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又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呈请,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开始的一年为全国儿童年。 〔4〕“囊萤照读”见《晋书·车胤传》:“车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凿壁偷光”,见《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5〕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一六○五年和一六一五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角。 〔6〕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山上有紫霄宫、玉虚宫等道教宫观。《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南朝宋郭仲产《南雍州记》说:“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 〔7〕《龙文鞭影》明代萧良友编著,内容是从古书中摘取一些历史典故编成四言韵语。《幼学琼林》,清代程允升编著,内容系杂集关于天文、人伦、器用、技艺等成语典故,用骈文写成。两书都是旧时学塾的初级读物。 〔8〕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之流。戴季陶在一九三四年曾捐款修建吴兴孔庙。同年他又和当时已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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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新秋杂识(三)

旅隼 “秋来了!” 秋真是来了,晴的白天还好,夜里穿着洋布衫就觉得凉飕飕。报章上满是关于“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责秋……等等。为了趋时,也想这么的做一点,然而总是做不出。我想,就是想要“悲秋”之类,恐怕也要福气的,实在令人羡慕得很。 记得幼小时,有父母爱护着我的时候,最有趣的是生点小毛病,大病却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险的。生了小病,懒懒的躺在床上,有些悲凉,又有些娇气,小苦而微甜,实在好像秋的诗境。呜呼哀哉,自从流落江湖以来,灵感卷逃,连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学家的名文,说是秋花为之惨容,大海为之沉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从来没有见过秋花为了我在悲哀,忽然变了颜色;只要有风,大海是总在呼啸的,不管我爱闹还是爱静。 冰莹〔2〕女士的佳作告诉我们:“晨是学科学的,但在这一刹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脑海中的只有一个尽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这也是一种福气。科学我学的很浅,只读过一本生物学教科书,但是,它那些教训,花是植物的生殖机关呀,虫鸣鸟啭,是在求偶呀之类,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闲逛荒场,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觉得好像是美景,诗兴勃发,就做了两句新诗——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写出来一看,虽然比粗人们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对于新诗人的由“烟士披离纯”而来的诗,还是“相形见绌”。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了,如果改作旧诗,也许不至于这样。生殖机关,用严又陵〔3〕先生译法,可以谓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语源,但据老于上海者说,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来的,引伸为诱惑或追求异性的意思。吊者,挂也,亦即相挟持。那么,我的诗就译出来了—— 野菊性官下, 鸣蛩在悬肘。 虽然很有些费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们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现在也还是一个做文豪的秘诀呀。质之“新诗人”邵洵美〔4〕先生之流,不知以为何如?九月十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2〕冰莹谢冰莹,湖南新化人,女作家。下文引自她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海滨之夜》一文。〔3〕严又陵(1853—1921)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在关于自然科学的译文中,把人体和动植物的各种器官,都简译为“官”。〔4〕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曾出资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义文学;著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等。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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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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