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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难行难①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②,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③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④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⑤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⑥”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⑦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⑧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⑨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②“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③“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⑤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⑥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介石。 ⑦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⑧“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 ⑨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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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

案《教育纲要》虽不过行政首领对于教育之政见,然所列三项〔2〕,均已现为事实,见于明令,此后分别修改,其余另定办法;〔3〕在理论上言之,固已无形废弃,然此惟在通都大邑,明达者多,始能有此结果。而乡曲教师,於此种手续关系,多不能十分明了。《纲要》所列,又多与旧式思想相合,世人乐於保持,其他无业游民亦可藉此结合团体(如托名研究经学,聚众立社之类),妨害教育。是《纲要》虽若消灭,而在一部份人之心目中,隐然实尚存留。倘非根本取消,恐难杜绝歧见。故窃谓此种《纲要》,应以明文废止,使无论何人均不能发生依坿之见,始于学制上行政上无所妨害。至于法令随政局而屡更,虽易失遵守之信仰,〔4〕然为正本清源计,此次不得不尔。凡明白之国民,当无不共喻此意。一俟宗旨禞定,发号施令均出一辙,则一二年中信仰自然恢复,所失者小,而所得则甚大也。 周树人注。 EE 〔1〕本篇据手稿编入。约写于一九一六年八月间。原无标题、标点。 《教育纲要》,一九一五年初袁世凯任大总统时制订,分“总纲”、“教育要言”、“教科书”、“建设”、“学位奖励”等五项,凡二十五款。它以“尊孔尚孟”为宗旨,规定“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提倡“各省各处设立经学会”。(载一九一五年二月《教育公报》第九册,原题《整理教育要目》)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教育部参事室为“厘定学制,确定方针起见”,对《纲要》的存废问题进行讨论,一九一六年八月三日将《纲要》制订以来实际存在的问题和讨论中的分歧意见整理成“说帖”,发给各司和各视学征询意见。鲁迅为此在“说帖”上签注了这个意见。 〔2〕指“说帖”列举的《教育纲要》中业经施行而事实上发现的三项困难:“一、中小学学制问题(总纲第四条)。二、各校读经问题(教科书第二款)。三、经学会问题(建设第七款)。以上三款,均明令公布(一二两款见之于国民学校令及施行细则、预备学校令,第三款见之于批令)”。 〔3〕指“说帖”列举的讨论中三种不同意见之一:“取消已经施行各款。(理由)政事堂片交之件(按即《教育纲要》),虽有奉行之责任,然与明令公布之件不同。《纲要》所载多理论而少事实,此时但须就前述各款已明令者为之分别修改或废止,于理论上及计划上并未施行之款,此后另定办法,不再依照原议,即已无形废弃。准此而论,似无明文取消《纲要》之必要。” 〔4〕指“说帖”列举的“主缓议者”所持的“理由”:“法令随政局变更,易失遵守信仰之力。” #p#副标题#e#来源于香港公司注册www.11company.com管理专家来源于香港公司注册www.11company.com管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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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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