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大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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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调】春闺怨

雪月风花收拾够也，用心用力这时节，担儿上一担担风月。途路赊，步步些些。不系雕鞍门前柳，玉容寂寞见花羞，冷风儿吹雨黄昏后。帘控钩，掩上珠楼，风雨替花愁。黑海春愁浑无处躲，嫩香腻玉渐消磨，瘦呵也不似今春个。无奈何，自画双蛾，添得越愁多。薄命儿心肠较软，道声去也泪涟涟，这些时攒下春闺怨。离恨天，几度前，羞见月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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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吉

孟弧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２〕，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３〕，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４〕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５〕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６〕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７〕，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８〕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９〕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１０〕，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１１〕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１２〕，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１３〕；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１４〕，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１５〕。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１６〕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１７〕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四月二十六日。〔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２〕进关内来祭祖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大晚报》载：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在清明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的坟墓。此事在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愤慨。〔３〕到陕西去上坟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报》载：清明节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同西安军政要人及各界代表前往陕西咸阳、兴平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民众参观者人山人海，道为之塞，……诚可说是民族扫墓也。” 〔４〕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戴季陶在西安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以“培植民德”为由，反对“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当时曾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５〕八合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即八思巴，本名罗卓坚参，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专区萨迦）人。佛教高僧。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封为“国师”。按发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释教总统（佛教首领）杨琏真迦，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发宋陵寝》记：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十二月，杨琏真伽率徒役在浙江绍兴等地发掘宋代诸皇陵墓，“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并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当时有儒生唐珏、林德阳分别收拾埋藏宋帝遗骸，被称为“义士”。〔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关于设“摸金校尉”事，见汉末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躶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７〕曹操造七十二墓事，见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 〔８〕后之诗人指宋代俞应符。他在咏曹操诗中说：“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载《南村辍耕录·疑冢》）〔９〕后之论者指明代王士性，他在《豫志》中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 〔１０〕邙山在河南洛阳城北，东汉至唐宋等朝的王侯公卿多葬在那里。这些坟墓历代被人屡次发掘，晋代张载《七哀诗》就说到：“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杯，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１１〕志石古代放在墓#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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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城东寓居寄知己

花木闲门苔藓生，浐川特去得吟情。病来久绝洞庭信，年长却思庐岳耕。落日独归林下宿，暮云多绕水边行。干时退出长如此，频愧相忧道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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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乔

过卢四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

三贤异七贤，青眼慕青莲。乞饭从香积，裁衣学水田。上人飞锡杖，檀越施金钱。趺坐檐前日，焚香竹下烟。寒空法云地，秋色净居天。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不须愁日暮，自有一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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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送友游吴越(去越从吴过)

【送友游吴越】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桔，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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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荀鹤

兰陵王·丙子送春

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绪。漫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春去。最谁苦。但箭雁沈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二人皆北去。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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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辰翁

梢云

殊质资灵贶，陵空发瑞云。梢梢含树影，郁郁动霞文。不比因风起，全非触石分。叶光闲泛滟，枝彩静氛氲。隐见心无宰，裴回庆自君。翻飞如可托，长愿在横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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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松

胜胜慢（草词）

浓芳满地，秀色连天，和烟带雨萋萋。几许芳心，还解报得春晖。当时谢郎梦里，似殷勤、传与新诗。却为甚、动长门怨感，南浦伤离。追想天涯行客，应解拥车轮，步步相随。惆怅如丝，正是欲断肠时。凭高望中不见，路悠悠、南北东西。春去也，怨王孙、犹自未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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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卿

范阳王挽词二首

贤相称邦杰，清流举代推。公才掩诸夏，文体变当时。宾吊翻成鹤，人亡惜喻龟。洛阳今纸贵，犹写太冲词。赠秩徽章洽，求书秘草成。客随朝露尽，人逐夜舟惊。蒿里衣冠送，松门印绶迎。谁知杨伯起，今日重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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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

履信池樱桃岛上醉后走笔送别舒员外兼…李卿考功崔郎中

樱桃岛前春，去春花万枝。忽忆与宗卿闲饮日，又忆与考功狂醉时。岁晚无花空有叶，风吹满地乾重叠。蹋叶悲秋复忆春，池边树下重殷勤。今朝一酌临寒水，此地三回别故人。樱桃花，来春千万朵，来春共谁花下坐。不论崔李上青云，明日舒三亦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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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江上曲（易阳春草出）

【江上曲】易阳春草出，踟蹰日已暮。莲叶尚田田，淇水不可渡。愿子淹桂舟，时同千里路。千里既相许，桂舟复容与。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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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朓

附：张郁洛川沿步吟

浮生如梦能几何，浮生复更忧患多。无人与我长生术，洛川春日且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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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送人游闽越

不须行借问，为尔话闽中。海岛阴晴日，江帆来去风。道游玄度宅，身寄朗陵公。此别何伤远，如今关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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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射策后作

射策明时愧不才，敢期青律变寒灰。晴怜断雁侵云去，暖见醯鸡傍酒来。箭发尚忧杨叶远，愁生只恐杏花开。曲江春浅人游少，尽日看山醉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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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肇

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

今日相逢落叶前，洞庭秋水远连天。共说金华旧游处，回看北斗欲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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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至

陶种柑橙，令山童买之

高步南山南，高歌北山北。数载买柑橙，山资近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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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休

因此引起的通论

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其实，先生们个人的生活，由我看来，并不比到被你们痛骂的小资作家更穷苦些。当然，鲁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明天起来，写工人呵！斗争呵！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上，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像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糊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那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记忆。唉！中国的文化低落到这步田地，还谈得到什么呢！要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不能从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艺一些文艺的种子，我敢断言：在现代的中国，决不会产生“最通的”文艺的。二月二十日《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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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