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酒听歌始此回。流莺花底语徘徊。神仙也许人间见,腔调新翻辇下来。 银烛灺,玉山颓。谁言弱水隔蓬莱。绝胜想像高唐赋,浪作行云行雨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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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去华
长啸三春晚,端居百虑盈。未安胡蝶梦,遽切鲁禽情。 别岛连寰海,离魂断戍城。流星疑伴使,低月似依营。 怀禄宁期达,牵时匪徇名。艰虞行已远,时迹自相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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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王
惟以明发,有怀载殷。乐盈而反,礼顺其禋。 立清以献,荐欲是亲。於穆不已,裒对斯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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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知章
泪墨洒为书,将寄万里亲。书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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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
山色轩槛内,滩声枕席间。草生公府静,花落讼庭闲。 云雨连三峡,风尘接百蛮。到来能几日,不觉鬓毛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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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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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由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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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旄丘】 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1]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处也?必有与也! 何其久?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车不东。[2] 叔兮伯兮,靡所与同。 琐兮尾兮,流离之子。[3] 叔兮伯兮,褎如充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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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大道无名,金丹有验,工夫片时。似婴儿娇俊,不离门户,盈盈姹女,缓步深帏。二八当年,黄婆匹配,隔碍潜通势似危。须臾见,见灵明宝藏,一点星飞。 其时。似执躬圭。深保护阴阳造化儿。转南辰北斗,回风混合,雷轰雨骤,只许天知。梦幻浮生,天长地久,云路著鞭休要迟。金不坏,合朋合德,三教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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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坐穷今古掩书堂,二顷湖田一半荒。荆树有花兄弟乐, 橘林无实子孙忙。龙归晓洞云犹湿,麝过春山草自香。 向夜欲归心万里,故园松月更苍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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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浑
岸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 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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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春芳草合,几处思缠绵。向暮江蓠雨,初晴杜若烟。 静宜幽鹭立,远称碧波连。送别王孙处,萋萋南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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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落槎枯,田荒玉碎。夜兰秉烛惊相对。故家人物已无传,一灯却照清江外。 色展天机,光摇海贝。锦囊日月奚童背。重逢何处抚孤松,共吟风月西湖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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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
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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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伸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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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荀鹤
山下人来说,多时不下山。是应终未是,闲得且须闲。 海面云归窦,猿边月上关。寻思乱峰顶,空送衲僧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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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己
武担独苍然,坟山下玉泉。鳖灵时共尽,龙女事同迁。 松柏衔哀处,幡花种福田。讵知留镜石,长与法轮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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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颋
康乐风流五百年,永嘉铃阁又登贤。严城鼓动鱼惊海, 华屋尊开月下天。内使笔锋光案牍,鄢陵诗句满山川。 今来谁似韩家贵,越绝麾幢雁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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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陶
落絮飞花日又西,踏青无侣草萋萋。交亲书断竟不到,忍听黄昏杜宇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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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伯度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2〕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3〕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4〕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5〕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6〕,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 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文公直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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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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