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无处不太极-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生活无处不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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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李忠州寄书乐天

万里寄书将出峡，却凭巫峡寄江州。伤心最是江头月，莫把书将上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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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

牡丹（一作咏牡丹赠从兄正封）

紫蕊丛开未到家，却教游客赏繁华。始知年少求名处，满眼空中别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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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

送客南归有怀

绿水暖青蘋，湘潭万里春。瓦尊迎海客，铜鼓赛江神。避雨松枫岸，看云杨柳津。长安一杯酒，座上有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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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浑

同诸公奉侍祭岳渎使大理卢幼平自会稽回经平望…不至

望祀崇周典，皇华出汉庭。紫泥颁会计，玄酒荐芳馨。圣虑多虔肃，斋心合至灵。占祥刊史竹，筮日数尧蓂. 礼秩加新命，朝章笃理刑。敷诚通北阙，遗爱在南亭。苕水思曾泛，矶山忆重经。清风门客仰，佳颂国人听。攀桂留卿月，征文待使星。春郊回驷牡，遥识故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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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

塞翁吟（饯梅津除郎赴阙）

有约西湖去，移棹晓折芙蓉。算才是，称心红。染不尽薰风。千桃过眼春如梦，还认锦叠云重。弄晚色，旧香中。旋撑入深丛。从容。情犹赋、冰车健笔，人未老、南屏翠峰。转河影、浮槎信早，素妃叫、海月归来，太液池东。红衣卸了，结子成莲，天劲秋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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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英

诗品二十四则。超诣

匪神之灵，匪机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少有道契，终与俗违。乱山高木，碧苔芳晖。诵之思之，其声愈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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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

临江仙（千里潇湘挼蓝浦）

【临江仙】千里潇湘挼蓝浦，兰桡昔日曾经。月高风定露华清。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独倚危樯情悄悄，遥闻妃瑟泠泠。新声含尽古今情。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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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

寄贺杜荀鹤及第

一战平畴五字劳，昼归乡去锦为袍。大鹏出海翎犹湿，骏马辞天气正豪。九子旧山增秀绝，二南新格变风骚。由来稽古符公道，平地丹梯甲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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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岐王席上咏美人

半额画双蛾，盈盈烛下歌。玉杯寒意少，金屋夜情多。香艳王分帖，裙娇敕赐罗。平阳莫相妒，唤出不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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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满江红（重九登增江凤台望崔清献故居）

凤去台空，庭叶下、嫩寒初透。人世上、几番风雨，几番重九。列岫迢供远目，晴空荡荡容长袖。把中年、怀抱更登台，秋知否。天也老，山应瘦。时易失，欢难久。到于今惟有，黄花依旧。岁晚凄其诸葛恨，乾坤只可渊明酒。忆坡头、老菊晚香寒，空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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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和乐天早春见寄

雨香云澹觉微和，谁送春声入棹歌。萱近北堂穿土早，柳偏东面受风多。湖添水色消残雪，江送潮头涌漫波。同受新年不同赏，无由缩地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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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

虞美人（宣和辛丑）

去年雪满长安树。望断扬州路。今年看雪在扬州。人在蓬莱深处、若为愁。而今不恨伊相误。自恨来何暮。平山堂下旧嬉游。只有舞春杨柳、似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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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子諲

老人星

大史占南极，秋分见寿星。增辉延宝历，发曜起祥经。灼烁依狼地，昭彰近帝庭。高悬方杳杳，孤白乍荧荧。应见光新吐，休征德自形。既能符圣祚，从此表遐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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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蕃

后记〔2〕这一部书，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从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开手翻译，陆续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3〕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4〕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5〕的人们，布哈林〔6〕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莱夫〔7〕，托罗兹基〔8〕，卢那卡尔斯基等；也有‘锻冶厂’〔9〕一派，如普列忒内夫〔10〕；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瓦进，烈烈威支〔11〕，阿卫巴赫，罗陀夫，培赛勉斯基〔12〕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赤色新地》〔13〕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14〕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托罗兹基，拉迪克〔15〕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有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但直到现在，首尾三年，终于未曾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札，所以其中的缺憾，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反之，对于译者本身的笑骂却颇不少的，至今未绝。我曾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提到一点大略，登在《萌芽》〔16〕第三本上，现在就摘抄几段在下面——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我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1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18〕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著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19〕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在这里又向谁输诚呢。今年，谥法又两样了，……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20〕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日看名目，连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自己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因为至今还没有更新的译本出现，所以我仍然整理旧稿，印成书籍模样，想延续他多少时候的生存。但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点了。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21〕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文艺政策》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这两点，至少是值得特行声#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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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