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敢言招隐,归休喜自安。一溪云卧稳,四海路行难。 瑞兽藏头角,幽禽惜羽翰。子猷何处在,老尽碧琅玕. 杉竹映溪关,修修共岁寒。幽人眠日晏,花雨落春残。 道妙言何强,诗玄论甚难。闲居有亲赋,搔首忆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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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己
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嘉声。雪飞梁苑操奇赋, 春发池塘得佳句。世业相承及我身,风流自谓过时人。 初看甲乙矜言语,对客偏能鸲鹆舞。饱用黄金无所求, 长裾曳地干王侯。一朝金尽长裾裂,吾道不行计亦拙。 岁晚高歌悲苦寒,空堂危坐百忧攒。昔时轩盖金陵下, 何处不传沈与谢。绵绵芳籍至今闻,眷眷通宗有数君。 谁见予心独飘泊,依山寄水似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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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1] 钟山只隔数重山。[2] 春风又绿江南岸,[3] 明月何时照我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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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漠漠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纤埃。 路傍凡草荣遭遇,曾得七香车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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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落景下青嶂,高浪卷沧洲。平生颇惯,江海掀舞木兰舟。百二山河空壮。底事中原尘涨。丧乱几时休。泽畔行吟处,天地一沙鸥。 想元龙,犹高卧,百尺楼。临风酹酒,堪笑谈话觅封侯。老去英雄不见。惟与渔樵为伴。回首得无忧。莫道三伏热,便是五湖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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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干
去年无花看,今年未看花。更闻飘落尽,走马向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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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温
天涯目断江南路。见芳草、迷风絮。绿暗花梢春几许。小桃寂寞,海棠零乱,飞尽胭脂雨。 子规声里山城暮。月挂西南梦回处。满抱离愁推不去。双眉百皱,寸肠千缕,若事凭鳞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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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长卿
大道启元命,时人居太康。中朝发玄泽,下国被天光。 明诏始端午,初筵当履霜。鼓鼙迎爽气,羽籥映新阳。 太守即悬圃,淮夷成葆疆。小臣惭下位,拜手颂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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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光羲
弱柏倒垂如线蔓,檐头不见有枝柯。 影堂香火长相续,应得人来礼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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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
隔烟花草远濛濛,恨个来时路不同。 正是停桡相遇处,鸳鸯飞去急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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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馀
晚打西江渡。便抬头、严城鼓角,乱烟深处。无限珠玑双手接,颇觉奚囊暴富。强载月、空舟回去。劝子不须忧百草,四周维、自著灵鳌柱。互今古,只如许。 杭州直北还乡路。想山中、猿呼鹿啸,鹭翔鸥舞。尽道翁归真个也,只怕颜容非故。愿从此、耕云钓雨。盘谷幽深空谷杳,但书来、时寄相思句。千里外,镇延伫。
吴潜
辛勤得茧不盈筐,灯下缫丝恨更长。 著处不知来处苦,但贪衣上绣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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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贻恭
春云薄薄日辉辉,宫树烟深隔水飞。 应为能歌系仙籍,麻姑乞与女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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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谷
逐客指天涯,人间此路赊。地图经大庾,水驿过长沙。 腊月雷州雨,秋风桂岭花。不知荒徼外,何处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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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江阁要宾许马迎,午时起坐自天明。浮云不负青春色, 细雨何孤白帝城。身过花间沾湿好,醉于马上往来轻。 虚疑皓首冲泥怯,实少银鞍傍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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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 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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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起
雁门归去远,垂老脱袈裟。萧寺休为客,曹溪便寄家。 绿琪千岁树,黄槿四时花。别怨应无限,门前桂水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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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
【玉楼春】 别后不知君远近, 触目凄凉多少闷。 渐行渐远渐无书, 水阔鱼沉何处问。 夜深风竹敲秋韵, 万叶千声皆是恨。 故欹单枕梦中寻, 梦又不成灯又烬。
欧阳修
雨馀芳草净沙尘,水绿沙平一带春。 唯有啼鹃似留客,桃花深处更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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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鹄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1〕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Isaacs)〔2〕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3〕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4〕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5〕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6〕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7〕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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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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