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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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家傲（春月）

多幸春来云雨少。且教月与花相照。清色真香庭院悄。前事杳。还嗟此景何时了。莫道难逢开口笑。夜游须趁人年少。光泛雕栏寒料峭。迂步绕。不劳秉烛壶天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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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

天柱山赠峨嵋田道士

古称天柱连九天，峨嵋道士栖其巅。近闻教得玄鹤舞，试凭驱出青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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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肩吾

青玉案（次西叔兄送南叔兄赴钤干见寄韵）

中年怕踏长亭路。便自有、离愁苦。一自送君趋幕府。惺忪莺舌，呢喃燕觜，那解春无语。三年山月移朝暮。独倚松风等闲度。到得除书萦绊住。却愁不似，当时皓月，长伴君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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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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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出塞·玉关秋尽雁

玉关秋尽雁连天，碛里明驼路几千！夜半李陵台上月，可能还似汉宫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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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

宁茵事谚

鹁鸠树上鸣，意在麻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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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贺新郎（话杀浑闲说）

【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话杀浑闲说！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写旧恨，向谁瑟？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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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

送僧无言归山

袈裟出尘外，山径几盘缘。人到白云树，鹤沉青草田。龛泉朝请盥，松籁夜和禅。自昔闻多学，逍遥注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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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曙

再见从弟舍人

屈指依稀十五年，鸾台秘阁位相悬。分飞淮甸雁行断，重见江楼蟾影圆，滞迹未偕朝北阙，高才方命入西川。愿君通理须还早，拜庆慈亲几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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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车邻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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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和刘郎中学士题集贤阁

【和刘郎中学士题集贤阁】[1] 朱阁青山高庳齐，与君才子作诗题。傍闻大内笙歌近，下视诸司屋舍低。万卷图书天禄上[2]，一条风景月华西。[3] 欲知丞相优贤意，百步新廊不蹋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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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代书寄京洛旧游

今年十月温风起，湘水悠悠生白蘋.欲寄远书还不敢，却愁惊动故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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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叔伦

纥干狐尾

　　并州有纥干者，好戏剧。邑传言有狐魅，人心惶。一日，纥干得一狐尾，缀于衣后，至妻旁，侧坐露之。其妻疑为狐魅，遂持斧欲斫之。纥干亟云：“吾非魅。”妻不信。走，至邻家，邻家又以刀杖逐之。纥干叩头谢：“我纥干也，第戏剧耳，何意专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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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禹庙(秋风落日斜)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桔柚，古屋画龙蛇。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嘘青壁一作：生虚壁）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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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瑟

伏羲初制法，素女昔传名。流水嘉鱼跃，丛台舞凤惊。嘉宾饮未极，君子娱俱并。倘入丘之户，应知由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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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峤

后记

这一本的编辑的体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着写作的时候。凡在刊物上发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经过官厅的检查，大约总不免有些删削，不过我懒于一一校对，加上黑点为记了。只要看过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话。被全篇禁止的有两篇：一篇是《什么是讽刺》，为文学社的《文学百题》〔１〕而作，印出来时，变了一个“缺”字；一篇是《从帮忙到扯淡》，为《文学论坛》而作，至今无踪无影，连“缺”字也没有了。为了写作者和检查者的关系，使我间接的知道了检查官，有时颇为佩服。他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我那一篇《从帮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导什么儿童年，妇女年〔２〕，读经救国，敬老正俗，中国本位文化，第三种人文艺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从已经不会帮忙，只能扯淡这方面看起来，确也应该禁止的，因为实在看得太明，说得太透。别人大约也和我一样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学家做了检查官的风传，致使苏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报》上发表了这样的公开信： “《火炬》编辑先生大鉴：顷读本月四日贵刊‘文学评论’专号，载署名闻问君的《文学杂谈》一文，中有——‘据道路传闻苏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弹冠入××（照录原文）会消息，可知文艺虽不受时空限制，却颇受“大洋”限制了。’等语，闻之不胜愤慨。汶于近数年来，绝未加入任何会工作，并除以编辑《现代杂志》及卖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组织之分文薪金。所谓入××会云云，虽经×报谣传，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态度公允见称之贵刊，亦复信此谰言，披诸报端，则殊有令人不能已于言者。汶为爱护贵刊起见，用特申函奉达，尚祈将原书赐登最近贵刊，以明真相是幸。专此敬颂编安。苏汶（杜衡）谨上。十二月五日。” 一来就说作者得了不正当的钱是近来文坛上的老例，我被人传说拿着卢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后，这才将卢布说取消，换上了“亲日”的更加新鲜的罪状。我是一向不“为爱护贵刊起见”的，所以从不寄一封辨正信。不料越来越滥，竟谣到苏汶先生头上去了，可见谣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但由我的经验说起来，检查官之“爱护”“第三种人”，却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写的文章，有两篇冒犯了他们，一篇被删掉（《病后杂谈之余》），一篇被禁止（《脸谱臆测》）了。也许还有类于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为“入××（照录原文）会”〔３〕了罢。这真应该“不胜愤慨”，没有受惯奚落的作家，是无怪其然的。然而在对于真的造谣，毫不为怪的社会里，对于真的收贿，也就毫不为怪。如果收贿会受制裁的社会，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贿的谣言的人们。所以用造谣来伤害作家的期刊，它只能作报销，在实际上很少功效。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写的，现在自己译出，并且对于中国的读者，还有应该说明的地方——一，《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里，我在对于“支那通”加以讥刺，且说明日本人的喜欢结论，语意之间好像笑着他们的粗疏。然而这脾气是也有长处的，他们的急于寻求结论，是因为急于实行的缘故，我们不应该笑一笑就完。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在六月号的《改造》杂志上发表的，这时我们的“圣裔”，正在东京拜他们的祖宗，兴高采烈。曾由亦光君译出，载于《杂文》〔４〕杂志第二号（七月），现在略加改定，转录在这里。三，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５〕。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四，《关于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是应三笠书房之托而作的，是写给读者看的绍介文，但我在这里，说明着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临末我还要记念鎌田诚一君，他是内山书店的店员，很爱绘画，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都是他独自布置的；一二八的时候，则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属，以及别的一批妇孺逃入英租界。三三年七月，以病在故乡去世〔６〕，立在他的墓前的是我手写的碑铭。虽在现在，一想到那时只是当作有趣的记载着我的被打被杀的新闻，以及为了八十块钱，令我往返数次，终于不给的书店，我对于他，还是十分感愧的。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学，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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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