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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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河与引路

玄同〔２〕兄：两日前看见《新青年》〔３〕五卷二号通信里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对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４〕，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我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的赞成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的理由，十分简单，还不能开口讨论。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五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便只能先学这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豫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然问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共通的言语，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说将来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但我还有一个意见，以为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是一件事，学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５〕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６〕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ｎｏ，现在是说ｎｅ〔７〕；从前写作“咈哉”〔８〕，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都喜看。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纸墨，移作别用。例如见鬼，求仙，打脸之类〔９〕，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我看《新青年》的内容，大略不外两类：一是觉得空气闭塞污浊，吸这空气的人，将要完结了；便不免皱一皱眉，说一声“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开辟一条活路。假如有人说这脸色声音，没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调一般好听，那是极确的真话；我们不必和他分辩，说是皱眉叹气，更为好看。和他分辩，我们就错了。一是觉得历来所走的路，万分危险，而且将到尽头；于是凭着良心，切实寻觅，看见别一条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声说，“这边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转身，脱了危险，容易进步。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为拉得打架，不独于他无益，连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搁了工夫。耶稣〔１０〕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１〕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的帮他抬。老兄，硬扶比抬更为费力，更难见效。翻后再抬，比将翻便扶，于他们更为有益。唐俟。十一月四日。〔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栏，署名唐俟。《渡河与引路》是《新青年》发表本篇和钱玄同的复信时编者所加的标题。〔２〕玄同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编者之一。著有《文字学音篇》、《古韵二十八音读之假定》等。〔３〕《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编辑部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４〕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世界语，一八八七年波兰柴门霍甫所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新青年》自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起，曾陆续发表讨论世界语的通信，当时孙国璋、区声白、钱玄同等主张全力提倡，陶孟和等坚决反对，胡适主张停止讨论。因此，钱玄同在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栏里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究竟是否可行”。〔５〕“四目仓圣”指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６〕“柴明华先师”指柴门霍甫（Ｌ．Ｚａｍａｎｈｏｆ，１８５９—１９１７），波兰人，一八八七年创造世界语，著有《第一读#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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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咏狗蚤

与虱都来不较多，zh挑筋斗太喽罗。忽然管著一篮子，有甚心情那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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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

【咸阳城西楼晚眺】[1]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2]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3]故国东来渭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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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浑

张公超谷中石

鼓箧依绿槐，横经起秋雾。有时连岳客，尚办弦歌处。自予去幽谷，谁人袭芳杜。空留古苔石，对我岩中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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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

华山畿（长鸣鸡）

【华山畿】长鸣鸡，谁知侬念汝，独向空中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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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乐府

妻初授邑号告身

弘农旧县授新封，钿轴金泥诰一通。我转官阶常自愧，君加邑号有何功。花笺印了排窠湿，锦褾装来耀手红。倚得身名便慵堕，日高犹睡绿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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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荆州新秋病起杂题一十五首。病起见苔钱

病起见苔钱，规模遍地圆。儿童扫不破，子母自相连。润屋何曾有，缘墙谩可怜。虚教作铜臭，空使外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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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己

眼儿媚·风日迟迟弄轻柔

风日迟迟弄轻柔，花径暗香流。清明过了，不堪回首，云锁朱楼。午窗睡起莺声巧，何处唤春愁？绿杨影里，海棠枝畔，红杏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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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淑真

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赋得升字）

问道图书盛，尊儒礼教兴。石渠因学广，金殿为贤升。日月恩光照，风云宠命膺。谋谟言可范，舟楫事斯凭。宴喜明时洽，光辉湛露凝。大哉尧作主，天下颂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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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

大云寺弥勒重阁碑，唐天授三年立，在山西猗氏县仁寿寺。全文见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２〕。胡氏言，今拓本多磨泐，故所录全文颇有阙误，首一行书撰人尤甚。余于乙卯春从长安买得新拓本，殊不然，以校《丛编》，为补正二十余所，疑碑本未泐，胡氏所得拓本恶耳。其末三行泐失甚多，今亦不复写出。 EE 〔１〕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鲁迅手写的《大云寺弥勒重阁碑》释文前署：“乙卯（按即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以精拓本校”。《大云寺弥勒重阁碑》，碑文共三十四行，行六十五字至六十八字不等，正书。题“前校郎杜登撰”，“前县荆师善书”。《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初元年（６８９）“秋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大云寺碑文称：“天授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准制置为‘大云寺’；至三年正月十八日，准制回换额为‘仁寿寺’。”〔２〕胡聘之字蕲生，清代湖北天门人。《山右石刻丛编》，四十卷，共收后魏正光四年（５２３）至元代至正二十七年（１３６７）间山右（今山西）石刻七百余通。前有胡氏光绪戊戌（１８９８）、辛丑（１９０１）序及缪荃荪光绪戊戌序。《大云寺弥勒重阁碑》全文，见于该书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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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蝶恋花（临安道中赋梅）

剪水凌虚飞雪片。认得清香，雪树深深见。传粉凝酥明玉艳。含章檐下春风面。照影溪桥情不浅。羌管声中，叠恨传幽怨。陇首人归芳信断。万重云水江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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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再谈保留

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举几个例在这里——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Ｑ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Ｑ”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１〕，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２〕，靠俄款〔３〕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４〕：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５〕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奸”的字样却还有。日既非敌，汉何云奸，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从清朝的文字狱〔６〕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豫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五月十七日。〔１〕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该报。〔２〕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３〕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４〕某机关通知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５〕黄委员长即黄郛。〔６〕清朝的文字狱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鑨《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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