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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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院

花院相重点破苔，谁心肯此话心灰。好风时傍疏篁起，幽鸟晚从何处来。笔砚兴狂师沈谢，香灯魂断忆宗雷。浮生已问空王了，箭急光阴一任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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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己

《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者附记〔1〕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出了日本之后，

想回到他的本国去，不能入境〔2〕，再回来住在哈尔滨，现在已经经过天津，到了上海了。这一篇是他在哈尔滨时候的居停主人中根弘〔3〕的报告，登在十月九日的《读卖新闻》〔4〕上的，我们可以藉此知道这诗人的踪迹和性行的大概。十月十六日译者识。 ※ ※ ※ 〔1〕本篇连同《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晨报副镌》，署名风声。〔2〕不能入境爱罗先珂于一九二一年六月间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遂到海参崴转至赤塔。其时苏联内战刚结束并发生饥荒，不能入境，于是折回中国居住，直至一九二三年春返回苏联。〔3〕中根弘未详。〔4〕《读卖新闻》日本报纸，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一九二四年改革后成为全国性的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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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西江月（二月旦侍女兄游高斋）

南国一分春色，东窗八面光风。女兄欢笑酒尊同。满眼儿孙群从。但愿年愈百岁，何妨时醉千钟。朱颜绿发照青铜。要看如龙如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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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泾溪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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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荀鹤

鹧鸪天（漫寿）

云液无声白似银。红霞一抹百花新。觞多莫厌频频劝。一片花飞减却春。蜂翅乱，蝶眉颦。花间啼鸟劝游人。人生无事须行乐，富贵何时且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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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兰的显克沃Вǎ華Ｓｉｅ*睿耄椋澹鳎椋簦??玻病场Ｈ毡镜模?窍哪渴??蜕?竿狻玻场场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４〕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８〕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三月五日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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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