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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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李季良北归

风吹残柳丝，孤客欲归时。掩抑楚弦绝，离披湘叶衰。前军犹转战，故国杳难期。北望雁门雪，空吟平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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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

满江红（送魏鹤山都督）

白鹤山人，被推作、诸军都督。对朔雪边云，上马龙光酉农郁。戊已营西连太白，甲丁旗尾扪箕宿。倚梅花、听得凯歌声，横吹曲。船易漏，袽难沃。柯易烂，棋难复。阅勋名好样，只推吾蜀。风撼藕塘猩鬼泣，月吞采石鲸鲵戮。管明年、缚取敌人回，持钧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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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泳

秋虫赋（以下补遗）

物之小兮，迎网而毙；物之大兮，兼网而逝。网也者，绳其小而不绳其大。吾不知尔身之危兮，腹之馁兮，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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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

雪诗

长安大雪天，鸟雀难相觅。其中豪贵家，捣椒泥四壁。到处爇红炉，周回下罗幂。暖手调金丝，蘸甲斟琼液。醉唱玉尘飞，困融香汗滴。岂知饥寒人，手脚生皴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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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孜

浣溪沙（寿晁元默）

湖海相逢更日边。槐风莲雨寿杯前。琴书图画水沈烟。共指金銮当＿直，不应彭泽尚回旋。今年初度想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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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淲

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二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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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

鹧鸪天·枝上流莺和泪闻

枝上流莺和泪闻，新啼痕间旧啼痕。一春鱼鸟无消息，千里关山劳梦魂。无一语，对芳尊。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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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

珊瑚

珊瑚你再不用想我说话，我的心早沉在海水底下；你再不用向我叫唤：因为我——我再不能回答！除非你——除非你也来在这珊瑚骨环绕的又一世界；等海风定时的一刻清静，你我来交互你我的幽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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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和淮南王相公与宾僚同游瓜洲别业，题旧书斋

碧油红旆想青衿，积雪窗前尽日吟。巢鹤去时云树老，卧龙归处石潭深。道傍苦李犹垂实，城外甘棠已布阴。宾御莫辞岩下醉，武丁高枕待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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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浑

赠仰山慧度禅师

初闻如自解，及见胜初闻。两鬓堆残雪，一身披断云。道应齐古佛，高不揖吾君。稽首清凉月，萧然万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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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夏冰歌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天含露未销铄，阊阖初开赐贵人。碎如坠琼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玉壶纨扇亦玲珑，座有丽人色俱素。咫尺炎凉变四时，出门焦灼君讵知。肥羊甘醴心闷闷，饮此莹然何所思。当念阑干凿者苦，腊月深井汗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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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

卜算子（寿郡守）

早已是三年，父老依依借。愿与天公借几年，保我鸡豚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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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辰翁

冬日游览

步出城东门，试骋千里目。青山横苍林，赤日团平陆。渭北走邯郸，关东出函谷。秦地万方会，来朝九州牧。鸡鸣咸阳中，冠盖相追逐。丞相过列侯，群公饯光禄。相如方老病，独归茂陵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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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２〕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３〕，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５〕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八月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２〕“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３〕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５〕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６〕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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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