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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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写(夜记之一)

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今年不大写东西,而写给《莽原》〔2〕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这原因。说起来是极可笑的,就因为它纸张好。有时有一点杂感,子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么洁白的纸张,便废然而止了。好的又没有。我的头里是如此地荒芜,浅陋,空虚。 可谈的问题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会国家,高超的还有文明,文艺。古来许多人谈过了,将来要谈的人也将无穷无尽。但我都不会谈。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3〕。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4〕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结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连靠过的石栏也不再放在心里。而且这还是现在的话,那时呢,回想起来,是连不将石栏放在心里的事也没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进房里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抚摩着蚊喙的伤,直到它由痛转痒,渐渐肿成一个小疙瘩。我也就从抚摩转成搔,掐,直到它由痒转痛,比较地能够打熬。 此后的结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电灯下吃柚子。 虽然不过是蚊子的一叮,总是本身上的事来得切实。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也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而还万不能写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显明深切。而况千叮万叮,而况一刀一枪,那是写不出来的。 尼采爱看血写的书〔5〕。但我想,血写的文章,怕未必有罢。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 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就是随便写写罢,横竖也只能如此。这些都应该和时光一同消逝,假使会比血迹永远鲜活,也只足证明文人是侥幸者,是乖角儿。但真的血写的书,当然不在此例。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便觉得“写什么”倒也不成什么问题了。 “怎样写”的问题,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着这么一个问题,还不过两星期之前。那时偶然上街,偶然走进丁卜书店去,偶然看见一叠《这样做》〔6〕,便买取了一本。这是一种期刊,封面上画着一个骑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种偏见,凡书面上画着这样的兵士和手捏铁锄的农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为我总疑心它是宣传品。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7〕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但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诵〔8〕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但这《这样做》却又有些特别,因为我还记得日报上曾经说过,是和我有关系的。也是凡事切己,则格外关心的一例罢,我便再不怕书面上的骑马的英雄,将它买来了。回来后一检查剪存的旧报,还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没有注明报纸的名目,但不是《民国日报》,便是《国民新闻》〔9〕,因为我那时所看的只有这两种。下面抄一点报上的话:“自鲁迅先生南来后,一扫广州文学之寂寞,先后创办者有《做什么》,《这样做》两刊物。闻《这样做》为革命文学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内容注重革命文艺及本党主义之宣传。……” 开首的两句话有些含混,说我都与闻其事的也可以,说因我“南来”了而别人创办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当初将日报剪存,大概是想调查一下的,后来却又忘却,搁下了。现在还记得《做什么》〔10〕出版后,曾经送给我五本。我觉得这团体是共产青年主持的,因为其中有“坚如”,“三石”等署名,该是毕磊〔11〕,通信处也是他。他还曾将十来本《少年先锋》〔12〕送给我,而这刊物里面则分明是共产青年所作的东西。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 《这样做》却在两星期以前#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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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2013湖南高考优秀作文:心有猛虎,细嗅蔷薇_750字

  鸿鹄一心展翅腾飞,在脑海深处猛虎的咆哮怒吼之下风雨兼程,直击山之巅、海之角;父子桌前相守,一时蔷薇香溢,宁静安然,生活于细碎之处尽现美丽清新。   我心有猛虎,却细嗅蔷薇,两者兼二为一,何乐而不为?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子心中自有虎啸龙吟,如那追逐巅峰的苍鹰,手持刀剑,锋芒逼视,然尽管无畏如他,也依然不忘在征服的途中追忆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也依然拥有享受生活宁静安详的勇气,长叹一声“此心安处是故乡”!   追求但不苛求,既有猛虎吟啸,也任蔷薇盛开。   雨果曾言:让内心住着一条巨龙,既是一种苦刑,也是一种乐趣。而林徽因却叹道:真正的平静不是远离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不因为一心追梦而忘却了眼下幸福的珍贵,又不因适意的享受而拒绝让自己经受磨砺,巨龙与心篱同样寄居在心中,彼此安然无恙,共同挑起我们真正向往的生活。子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远方与活在当下绝非矛盾,而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为何非要拆散彼此,而不坦然接纳呢!   享受生活之美,乐在砺炼之痛,猛虎与蔷薇,交相融合。   被誉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一生风华绝代,誉响全球,然而她临死前却自责与悔恨于对子女的疏忽。陆游心怀天下,悲悯苍生,时刻吟唱“此身难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却痛苦萦心,无法自释;孟夫子虽能“红颜弃轩冕,白首入松云”,却也叹恨于一生碌碌无为,遗憾终老。此乃为何?他们无法做到像苏子般收放自如,不是猛虎的啸叫占满了耳际而不闻花香,即是沉溺于蔷薇的爱抚而难以自拔。我们需时刻在心中摆放天平,保持最真实幸福的自我,即使猛虎因伤痕累累痛苦匍匐也能愈之以花香,即使蔷薇迷醉麻木本心也能怒号以警醒。   猛虎与蔷薇,平衡心灵,度量幸福,此生若此,心甘情愿。   我心有猛虎,却细嗅蔷薇。无论是搏击长空的巨鸟还是乐在平静的父子,都一样幸福美好,真实可贵。   我愿乐享有两者,充实真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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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2〕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3〕,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Wittvogel)〔4〕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5〕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6〕(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八月二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2〕“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 〔3〕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4〕尉特甫格(1896—?)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 〔5〕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1837—1912),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 〔6〕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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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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