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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杂文”也不易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2〕这问题,还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秋凉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灯火倍可亲”〔3〕的时节,头脑一冷静,有几位作家便又记起这一个大问题来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谈》上,浑人先生告诉我们道:“伟大的作品在废纸簏里!”〔4〕为什么呢?浑人先生解释说:“各刊物的编辑先生们,他们都是抱着‘门罗主义’〔5〕的,……他们发现稿上是署着一个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人底姓名时,看也没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废纸簏了。” 伟大的作品是产生的,然而不能发表,这罪孽全在编辑先生。不过废纸簏如果难以检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疑案。较有意思,较有作用的还是《现代》九月号卷头“文艺独白”〔6〕里的林希隽先生〔7〕的大作《杂文和杂文家》。他并不归咎于编辑先生,只以为中国的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着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杂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了。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现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来做例子罢,那开头是——“最近以来,有些杂志报章副刊上很时行的争相刊载着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绝对无定型,不受任何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则无所不谈,范围更少有限制。为其如此,故很难加以某种文学作品的称呼;在这里,就暂且名之为杂文吧。”“沉默,金也。”〔8〕有一些人,是往往会“开口见喉咙”的,林先生也逃不出这例子。他的“散文”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骈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散文”(Prose)的意思:胡里胡涂。但他的所谓“严肃的工作”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9〕,普通叫“八股”。 做这样的文章,抱这样的“文学观”的林希隽先生反对着“杂文”,已经可以不必多说,明白“杂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务的重要了;杂志报章上的缺不了它,“杂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见正非“投机取巧”,“客观上”是大有必要的。 况且《现代》九月号卷头的三篇大作〔10〕,虽然自名为“文艺独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来判断,“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实也正是“杂文”。但这并不是矛盾。用“杂文”攻击“杂文”,就等于“以杀止杀”。先前新月社宣言里说,他们主张宽容,但对于不宽容者,却不宽容,〔11〕也正是这意思。那时曾有一个“杂文家”批评他们说,那就是刽子手,他是不杀人的,他的偶然杀人,是因为世上有杀人者。〔12〕但这未免“无所不谈”,太不“严肃”了。 林先生临末还问中国的作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我们为这暂时的“杂文家”发愁的也只在这一点:现在竟也累得来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采取”的“杂文”,不至于忘记研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么? 但愿这只是我们的“杞忧”,他的“杂文”也许独不会“非特丝毫无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EE 〔1〕本篇最初南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直。〔2〕“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一九三四年三月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接着,该刊第三期又在《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征文题下刊出十五篇应征的文章。在讨论中,有些人对战斗的杂文持否定态度,要求作家致力于创作“伟大的作品”。〔3〕“灯火倍可亲”语出唐代韩愈《符读书城南》诗:“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4〕浑人的这篇文章,题为《伟大的作品在哪里?》。〔5〕门罗主义一八二三年十二月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外交政策原则。它以“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为口号,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其实质是为了让美国资产阶级独霸整个美洲。〔6〕《现代》文学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自第六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起,改为综合文化杂志,汪馥泉编辑。一九三五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文艺独白”,该刊第四、第五卷的一个专栏。 〔7〕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是上海大夏大学学生。〔8〕“沉默,金也”流行于英国等欧洲国家#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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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从帮忙到扯淡

“帮闲文学”〔2〕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3〕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4〕,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5〕,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6〕,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辞呢?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7〕,袁枚的《随园诗话》〔8〕,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六月六日。 CC 〔1〕本篇写成时未能刊出,后来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杂文》月刊第三号。参看本书《后记》。 〔2〕“帮闲文学”作者一九三二年曾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后收入《集外集拾遗》)的讲演中说:“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 〔3〕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官左徒,主张修明政治,联齐抗秦,但不见容于贵族集团而屡遭迫害,后被顷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终于投江而死。《离骚》是他被放逐后的作品。 〔4〕宋玉战国后期楚国诗人,顷襄王时任大夫,著有《九辩》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他与唐勒、景差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5〕“俳优蓄之”语见《汉书·严助传》:“朔(东方朔)、皋(枚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 〔6〕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代辞赋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他“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又说:“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7〕李渔(1611—约1679)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初戏曲作家。《一家言》,又名《闲情偶寄》,是他的诗文杂著,共六卷。〔8〕袁枚(1716—1798)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曾任江宁知县,辞官后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自号随园。著有《小仓山房全集》,其中收《随园诗话》十五卷,补遗十卷。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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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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