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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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潘楚基)

在没有谈到本文以前,我有两个声明:第一:我也是一个已经脱离了复旦的学生。我做这篇东西,绝不参一点主观见解替复旦无谓吹牛。 第二:冯珧君的名字虽然遍找同学录都找不出;然而我决不因为作者没有署真名,因此轻视了他的言论。 冯珧君在本刊四卷三十二期,做了一篇《谈谈复旦大学》的文章。内中他列举复旦腐败的事实,总括起来,有: (一)学校物质设备的不周到:如住室及阅书室的拥挤,饭馆的污秽,参考图书的不充足。 (二)教授的没有本领:如胖得不好走路的某文学教授,乡音夹英语,北京话夹上海腔的某教授,上课考试妈妈虎虎的某教授。 (三)学校对学生的括削:如图书费的两重征收,新宿舍的多缴宿费,膳费的必缴银行,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 (四)学生的不肯读书:如上课时每人手小说一本,杂志一本,小报一张,做成绩报告时的请人代替,考试时的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偷看书。 (五)学生的强横:如对好教授的“十大罪状”,“誓驱此贼”。 (六)学生的浪漫:如“左边先帝爷下南阳”,“右边妹妹我爱你”,“楼板上跳舞”,“大部人脸上满涂白玉霜”,“量制服停课三天”之类。 (七)学生的懦弱:如对小店的索帐,无抵抗如羔羊。 因为上面这几点,所以冯君(?)的结论就说“复旦大学已经一落千丈!”就说“量不到它这样容易衰老颓败!” 我以为冯君所讲的有些是事实。但是“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而且在整个中国教育并未上轨道的情形之下,若是我们对这几十年前有光荣产生的历史,与现在有法子可以救药的复旦,全然抹杀它的优良点。仅仅列举一二事实为图文笔的生辣可喜,放大起来,以定它全部的罪状,使得它受一个永远的猛烈的创伤,间接给萌芽的中国教育之一部以一个致命打击。我想:这不是冯君的原意。因此,我愿意把我所晓得的复旦大学,全凭着客观的事实来谈一谈:讲到物质设备,复旦因为负债十余万,最近几年学校竭全力在休养生息,偿清旧债(现在每年可还三万),所以完美的设备,实在不能跟随着学生人数的发达而增加。可是这一点并不是不注意。今年暑假中的加辟阅书室,和添建将近可容二百人的新宿舍,就是事实。我希望今后同学不致于再住在乡村的小屋里,终日奔走风雨烈日尘沙中。讲到伙食,我一方面希望学校和学生会能够尽力整顿校内的厨房,一方面希望同学不要再在学校能力所不及的校外污秽饭馆里去吃价钱较昂贵的饭。讲到饭桶教授,在几十个教授当中,有几个确实是如冯君所讲。我因为听了同学的批评,在去年放假时曾一再要求学校当局彻底破除情面,一面驱逐这些无能力或不负责的教授;一面加聘确有学问的学者。可是学校当局的答复是:教授订聘都是一年,在任期未终了而多数学生并未有明显表示时,不能解雇。至于加聘薪水特大的著名学者,则在最近的学校经济情形之下,实在难于实行。下期新聘的教授怎么样我不得知,可是在冯君那篇文章没有发表之前,冯君所举的那几个著名饭桶教授,业已决定辞退,则是事实。 讲到学校的剥削学生,学生在总图书费之外,因各科另设图书室,而别征图书费那是事实。但是我在文科记得只交图书费一元。我想牺牲一块钱能够看到若干书,这个牺牲是有价值的。因此,我所注意的,不在图书费的本身,而在图书费的处置得当。我去年极力主张同学组织图书委员会,就是这个意思。(本来学校有一个师生合作的图书委员会)讲到新宿舍宿费的多征三元,据闻是因为设备比其他宿舍特别好,学校想弥补经济上损失的原故。讲到膳费的必缴银行,这是因为学校与银行借款时合同上注明“全缴”“透支”的原故,假若在三年内把银行债款还清,这个不平等条约当然可以取消。讲到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则第一,补考并非给教授;第二,补考不一定可以及格,我有一个同学就是重读的一人;第三,学校每届假期,平均要开除几十个成绩不好的学生,足以证明学校并非唯利是视。至于同乡会是自由加入的机关,募捐处则并没有这个名义。 讲到学生的不肯读书,上课时每人都看小说或小报,那全不是事实。复旦因交通关系,小报销买极少,在课堂上则我在复旦时,从没有看见人挪起过,就是小说杂志也是极少,血滴子,红玫瑰的名字,我还没有听见过。 冯君下一个“每人”都看小说杂志或小报的肯定语,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要替复旦同学叫屈!讲到成绩报告请人代做,这是在各校都可能的事,但是我相信肯代做的人很少,因为大家忙于预备自己的考试,专门牺牲自己来做人家的工具,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阿木林。讲到考试时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看书,我想这在那少数的饭桶教授面前是容易办到,而在多数的肯负责的教授面前是绝对不可行,这是我很久观察的事实,自问没有多大错误(我去年曾建议排定讲堂座位,不久或可实行);而且我还有一种观察:觉得复旦虽滥收了许多非以读书为目的的公子少爷,然而勤奋读书的同学,却一天一天的加多,拿过去一个阅书室尽够应用,现在#p#副标题#e#15年香港注册公司www.2012hk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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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并非闲话(三)〔1〕

西滢先生这回是义形于色,在《现代评论》四十八期的《闲话》里很为被书贾擅自选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质上损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贱名也忝列于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饭之后,写一点自己的所感罢。至于捏笔的“动机”,那可大概是“不纯洁”的。〔2〕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3〕;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4〕。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那么,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虔敬的心么?答曰:有罢。即使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心,也决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调。被挤着,还能嬉皮笑脸,游戏三昧〔5〕么?倘能,那简直是神仙了。 我并没有在吕纯阳〔6〕祖师门下投诚过。 但写出以后,却也不很爱惜羽毛,有所谓“敝帚自珍”的意思,因为,已经说过,其时已经是“便完事,管他妈的”了。 谁有心肠来管这些无聊的后事呢?所以虽然有什么选家在那里放出他那伟大的眼光,选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给他一个不管。其实,要管也无从管起的。我曾经替人代理过一回收版税的译本,打听得卖完之后,向书店去要钱,回信却道,旧经理人已经辞职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罢;我们可是不知道。这书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车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 二是他们每要发几句伟论,例如什么主义咧,什么意思咧之类,〔7〕大抵是我自己倒觉得并不这样的事。自然,批评是“精神底冒险”,批评家的精神总比作者会先一步的,但在他们的所谓死尸上,我却分明听到心搏,这真是到死也说不到一块儿,此外,倒也没有什么大怨气了。 这虽然似乎是东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实倒怕是因为我不靠卖文营生。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我实在不很擅长于先装鬼脸去吓书坊老板,然后和他接洽。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8〕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等类,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献出剥皮的狸猫罢,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头,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时时想政治活动”,简直并不很“干着种种无聊的事”〔9〕,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教育学概论》或“高头讲章”〔10〕的待定稿,藏之名山〔11〕。而马克思的《资本论》〔12〕,陀思妥夫斯奇的《罪与罚》〔13〕等,都不是啜末加〔14〕加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除非章士钊总长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编译馆〔15〕人员,以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16〕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句,将来会做出超伦轶群的古奥漂亮作品。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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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考场三丑

黄棘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2〕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3〕,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4〕,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竭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2〕策论封建时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即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为题,命应试者书面各陈己见。清光绪末年,曾两次下令废除八股,改用策论。 〔3〕“钞刊文”科举时代,刊印中试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应试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场闱墨》之类,称为刊文。“钞刊文”就是在考试时直接钞袭刊文上的文章。 〔4〕这里所说的刊文,指当时《会考升学指导》一类投机书籍。 #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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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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