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华文苑-中华文学苑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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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香（次韵赋牡丹）

雨秀风明，烟柔雾滑，魏家初试娇紫。翠羽低云，檀心晕粉，独冠洛京新谱。沈香醉墨，曾赋与、昭阳仙侣。尘世几经朝暮，花神岂知今古。愁听流莺自语，叹唐宫、草青如许。空有天边皓月，见霓裳舞。更后百年人换，又谁记、今番看花处。流水夕阳，断魂钟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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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数载乐幽幽，欲逃寒暑逼。不求名与利，犹恐身心役。苦志慕黄庭，殷勤求道迹。阴功暗心修，善行长日积。世路果逢师，时人皆不识。我师机行密，怀量性孤僻。解把五行移，能将四象易。传余造化门，始悟希夷则。服取两般真，从头路端的。烹煎日月壶，不离乾坤侧。至道眼前观，得之元咫尺。真空空不空，真色色非色。推倒玉葫芦，迸出黄金液。紧把赤龙头，猛将骊珠吸。吞归脏腑中，夺得神仙力。妙号一黍珠，延年千万亿。同途听我吟，与道相亲益。未晓真黄芽，徒劳游紫陌。把住赤乌魂，突出银蟾魄。未省此中玄，常流容易测。三天应有路，九地终无厄。守道且藏愚，忘机要混迹。群生莫相轻，已是蓬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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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岩

角招

吹香薄人。已而商卿归吴兴，予独来，则山横春烟，新柳被水，游人容与飞花中。怅然有怀，作此寄之。商卿善歌声，稍以儒雅缘饰。予每自度曲，吟洞箫，商卿辄歌而和之，极有山林缥缈之思。今予离忧，商卿一行作吏，殆无复此乐矣为春瘦。何堪更绕西湖，尽是垂柳。自看烟外岫。记得与君，湖上携手。君归未久。早乱落、香红千亩。一叶凌波缥缈，过三十六离宫，遣游人回首。犹有。画船障袖。青楼倚扇，相映人争秀。翠翘光欲溜。爱著宫黄，而今时候。伤春似旧。荡一点、春心如酒。写入吴丝自奏。问谁识，曲中心、花前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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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

龙池寺望月寄韦使君阎别驾

清光此夜中，万古望应同。当野山沈雾，低城树有风。花宫纷共邃，水府皓相空。遥想高楼上，唯君对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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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曙

赠溪翁

溪田借四邻，不省解忧身。看日和仙药，书符救病人。伴僧斋过夏，中酒卧经旬。应得丹砂力，春来黑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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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鹊桥仙（同敖国华饮，闻啼鹃，即席作）

春光已暮，花残叶密，更值无情风雨。斜阳芳树翠烟中，又听得、声声杜宇。血流无用，离魂空断，只挠凄凉为旅。在家谁道不如归，你何似、随春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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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

瓮头竹叶经春熟，阶底蔷薇入夏开。似火浅深红压架，如饧气味绿粘台。试将诗句相招去，倘有风情或可来。明日早花应更好，心期同醉卯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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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水调歌头（喜归）

遣作岭头使，似戍玉门关。来时送者，举酒珍重祝身安。街畔小儿拍笑，马上是翁矍铄，头与璧俱还。何处得仙诀，发白颊犹丹。屋茅破，篱菊瘦，架签残。老夫自计甚审，忙定不如闲。客难扬雄拓落，友笑王良来往，面汗背芒寒。再拜谢不敏，早晚乞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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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

又论“第三种人”

戴望舒〔２〕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国ＡAＥAＡAＲA（革命文艺家协会）得了纪德〔３〕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绍介了纪德的演说，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法国的文艺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５〕；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谛的一个。不过戴先生在报告这事实的同时，一并指明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军阀一般的横暴，我却还想来说几句话。但希望不要误会，以为意在辩解，希图中国也从所谓“第三种人”得到对于德国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声援，——并不是的。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６〕我现在要说的，不过那通然里的必须指出的几点。那通信叙述过纪德的加入反抗运动之后，说道——“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律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蒙”到指这种人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现在已经由纪德证实，是“不一定”的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解答。第一，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第二，是纪德是否真是中国所谓的“第三种人”？我没有读过纪德的书，对于作品，没有加以批评的资格。但我相信：创作和演说，形式虽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决不会两样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绍介的演说里的两段来——“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这说得清清楚楚，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苏联十月革命后，侧重艺术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团体，也被称为“同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积极。中国关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经汇印了一本专书〔７〕，我们可以查一查，凡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言论，可有丝毫近似这样的意见的么？倘其没有，则我敢决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８〕，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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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