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东海子,清苦在贫居。扫地无闲客,堆窗有古书。 少年犹若此,向老合何如。去岁频相访,今来见亦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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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己
扁舟水淼淼,曲岸复长塘。古寺春山上,登楼忆故乡。 云烟横极浦,花木拥回廊。更有思归意,晴明陟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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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商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华北日报》〔2〕,副刊上有鹤西先生的半篇《关于红笑》的文章〔3〕。《关于红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为自己曾经译过几页,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4〕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不过也许是有些旧相识之故罢,至今有谁讲到这本书,大抵总还喜欢看一看。可是看完这《关于红笑》,却令我大觉稀奇了,也不能不说几句话。为要头绪分明,先将原文转载些在下面——“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见第二十卷第一号的《小说月报》,上边有梅川君译的《红笑》,这部书,因为我和骏祥也译过,所以禁不住要翻开看看,并且还想来说几句关于《红笑》的话。 “自然,我不是要说梅川君不该译《红笑》,没有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不过我对于梅川君的译文有一点怀疑的地方,固然一个人原不该随便地怀疑别个,但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也许我底过虑是错的,而且在梅川君看来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么,这错处就在我,而这篇文字也就只算辩明我自己没有抄袭别人。现在我先讲讲事实的经过。 “《红笑》,是我和骏祥,在去年暑假中一个多星期内赶完的,……赶完之后就给北新寄去。过了许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说是因系两人所译,前后文不连贯,托石民君校阅,又说稿费在月底准可寄来。以后我一连写了几封信去催问,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将底稿寻出,又改译了一遍。文气是重新顺了一遍(特别是后半部),错误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几十处,交岐山书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钱是寄来了,虽然被抹去一点零头,因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暂时存着,没有退去,以后小峰君又来信说,原书,译稿都可退还,叫我将支票交给袁家骅先生。我回信说已照办,并请将稿子退了回来。但如今,书和稿子,始终还没有见面! “这初次的译稿,我不敢一定说梅川君曾经见过,虽然我想梅川君有见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会用我们底译文作蓝本来翻译,但是第一部的译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这一点,不免使我有一点怀疑。因为原来我们底初译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畅得多,同时梅川君的译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这九个断片。在未有更确切的证明时,我也不愿将抄袭这样的字眼,加于别人底头上,但我很希望对这点,梅川君能高兴给一个答复。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错了呢,前边已经说过,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文词虽然极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将出版的译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译本,很相类似,而我曾将译稿寄给北新书局过,你有见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袭我们的,假如不然,那么“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其实是,照原文的论法,则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为“我们抄袭”你的了的,然而竟这么一来,化为神妙的“证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这些,仅要声明几句话,对于两方面——北新书局,尤其是小说月报社〔5〕——声明几句话,因为这篇译稿,是由我送到小说月报社去的。 梅川〔6〕君这部译稿,也是去年暑假时候交给我的,要我介绍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压下了。这样压着的稿件,现在还不少。直到十月,小说月报社拟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记得起来,据日本二叶亭四迷〔7〕的译本改了二三十处,和我译的《竖琴》〔8〕一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红笑》在北新书局吃苦,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离上海七八百里的乡下,那当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鹤西先生的译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为他和北新中人一个不认识,倘跑进北新编辑部去翻稿件,那罪状是不止“抄袭”而已的。我却是“可能”的,不过我从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没有去过编辑部,这要请北新诸公谅察。 那么,为什么两本的好处有些相像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一译本,也不知所据的是谁的英译,但想来,大约所据的是同一英译,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译,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鹤西先生们的译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进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四月二十日。 写了#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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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却将憔悴入都门,自喜青霄足故人。万里有家留百越, 十年无路到三秦。摧残不是当时貌,流落空馀旧日贫。 多谢青云好知己,莫教归去重沾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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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庄
紫禁仙舆诘旦来,青旂遥倚望春台。 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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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
飞阁极层台,终南此路回。山形朝阙去,河势抱关来。 雁过秋风急,蝉鸣宿雾开。平生无限意,驱马任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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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浑
吾道成微哂,时情付绝言。凤兮衰已尽,犬也吠何繁。 轻重忧衡曲,妍媸虑镜昏。方忻耳目净,谁到翟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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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群玉
丁东细漏侵琼瑟,影转高梧月初出。簇簌金梭万缕红, 鸳鸯艳锦初成匹。锦中百结皆同心,蕊乱云盘相间深。 此意欲传传不得,玫瑰作柱朱弦琴。为君裁破合欢被, 星斗迢迢共千里。象尺熏炉未觉秋,碧池已有新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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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庭筠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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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酒泉布衣旧才子,少小知名帝城里。一篇飞入九重门, 乐府喧喧闻至尊。宫中美人皆唱得,七贵因之尽相识。 南邻北里日经过,处处淹留乐事多。不脱弊裘轻锦绮, 长吟佳句掩笙歌。贤王贵主於我厚,骏马苍头如己有。 暗将心事隔风尘,尽掷年光逐杯酒。青门几度见春归, 折柳寻花送落晖。杜陵往往逢秋暮,望月临风攀古树。 繁霜入鬓何足论,旧国连天不知处。尔来倏忽五十年, 却忆当时思眇然。多识故侯悲宿草,曾看流水没桑田。 百人会中一身在,被褐饮瓢终不改。陌头车马共营营, 不解如君任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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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叔伦
【长相思】 花深深。柳阴阴。 度柳穿花觅信音。 君心负妾心。 怨鸣琴。恨孤衾。 钿誓钗盟何处寻? 当初谁料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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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甫
【江帆】 别离不独恨蹄轮, 渡口风帆发理频。 何处青楼方凭槛, 半江斜日认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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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邺
【念奴娇】 高座寺 暮云明灭,望破楼隐隐,卧钟残院。 院外青山千万叠,阶下流泉清浅。 鸦噪松廊,鼠翻经匣,僧与孤云远。 空梁蛇脱,旧巢无复归燕。 可怜六代兴亡,生公宝志,绝不关恩怨。[1] 手种菩提心剑戟,先堕释迦轮转。 青史讥弹,传灯笑柄,枉作骑墙汉。 恒沙无量,人间劫数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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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燮
边庭汉仪重,旌甲似云中。虏地山川壮,单于鼓角雄。 关寒塞榆落,月白胡天风。君逐嫖姚将,麒麟有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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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2〕这问题,还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秋凉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灯火倍可亲”〔3〕的时节,头脑一冷静,有几位作家便又记起这一个大问题来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谈》上,浑人先生告诉我们道:“伟大的作品在废纸簏里!”〔4〕为什么呢?浑人先生解释说:“各刊物的编辑先生们,他们都是抱着‘门罗主义’〔5〕的,……他们发现稿上是署着一个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人底姓名时,看也没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废纸簏了。” 伟大的作品是产生的,然而不能发表,这罪孽全在编辑先生。不过废纸簏如果难以检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疑案。较有意思,较有作用的还是《现代》九月号卷头“文艺独白”〔6〕里的林希隽先生〔7〕的大作《杂文和杂文家》。他并不归咎于编辑先生,只以为中国的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着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杂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了。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现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来做例子罢,那开头是——“最近以来,有些杂志报章副刊上很时行的争相刊载着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绝对无定型,不受任何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则无所不谈,范围更少有限制。为其如此,故很难加以某种文学作品的称呼;在这里,就暂且名之为杂文吧。”“沉默,金也。”〔8〕有一些人,是往往会“开口见喉咙”的,林先生也逃不出这例子。他的“散文”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骈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散文”(Prose)的意思:胡里胡涂。但他的所谓“严肃的工作”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9〕,普通叫“八股”。 做这样的文章,抱这样的“文学观”的林希隽先生反对着“杂文”,已经可以不必多说,明白“杂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务的重要了;杂志报章上的缺不了它,“杂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见正非“投机取巧”,“客观上”是大有必要的。 况且《现代》九月号卷头的三篇大作〔10〕,虽然自名为“文艺独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来判断,“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实也正是“杂文”。但这并不是矛盾。用“杂文”攻击“杂文”,就等于“以杀止杀”。先前新月社宣言里说,他们主张宽容,但对于不宽容者,却不宽容,〔11〕也正是这意思。那时曾有一个“杂文家”批评他们说,那就是刽子手,他是不杀人的,他的偶然杀人,是因为世上有杀人者。〔12〕但这未免“无所不谈”,太不“严肃”了。 林先生临末还问中国的作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我们为这暂时的“杂文家”发愁的也只在这一点:现在竟也累得来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采取”的“杂文”,不至于忘记研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么? 但愿这只是我们的“杞忧”,他的“杂文”也许独不会“非特丝毫无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EE 〔1〕本篇最初南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直。〔2〕“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一九三四年三月郑伯奇在《春光》月刊创刊号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数十年发生过很多的伟大事变,为什么还没有产生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接着,该刊第三期又在《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征文题下刊出十五篇应征的文章。在讨论中,有些人对战斗的杂文持否定态度,要求作家致力于创作“伟大的作品”。〔3〕“灯火倍可亲”语出唐代韩愈《符读书城南》诗:“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4〕浑人的这篇文章,题为《伟大的作品在哪里?》。〔5〕门罗主义一八二三年十二月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外交政策原则。它以“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为口号,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其实质是为了让美国资产阶级独霸整个美洲。〔6〕《现代》文学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自第六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起,改为综合文化杂志,汪馥泉编辑。一九三五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文艺独白”,该刊第四、第五卷的一个专栏。 〔7〕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是上海大夏大学学生。〔8〕“沉默,金也”流行于英国等欧洲国家#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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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未到我,在城如在村。出门既无意,岂如常闭门。 作诗二十载,阙下名不闻。无人为开口,君子独有言。 身为苦寒士,一笑亦感恩。殷勤中途上,勿使车无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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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邺
修持百法过半百,日往月来心更坚。床上水云随坐夏, 林西山月伴行禅。寒蜩远韵来窗里,白鸟斜行起砌边。 我爱寻师师访我,只应寻访是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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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干
汀柳初黄。送流车出陌,别酒浮觞。乱山迷去路,空阁带余香。人渐远,意凄凉。更暮雨淋浪。悔不办,窄衫细马,两两交相。 春梁语燕犹双。叹晓窗新月,独照刘郎。寄笺频误约,临镜想慵妆。知几梦,恼愁肠。任更驻何妨。但只怜,绿阴匝匝,过了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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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
珠光龙耀火燑燑,夜接朝云宴渚宫。凤管清吹凄极浦, 朱弦间奏冷秋空。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佐功。 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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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雀无旧钗,缃绮无旧裾。唯有一寸心,长贮万里夫。 南轩夜虫织已促,北牖飞蛾绕残烛。只言众口铄千金, 谁信独愁销片玉。不知岁晚归不归,又将啼眼缝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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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肩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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