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

武则天(624年~705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即位),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唐高宗时为皇后(655—683)、唐中宗和唐睿宗时为皇太后(683—690),后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并号其为“神都”。史称“武周”或“南周”,705年退位。武氏认为自己好像日、月一样崇高,凌挂于天空之上。于称帝后上尊号“圣神皇帝”,退位后中宗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后按武曌遗愿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和政治家。 据说她有《垂拱集》百卷、《金轮集》六卷。今存诗歌仅四十余首。 武则天对历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第一个贡献是打击了保守的门阀贵族。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一个一个的都赶出了朝廷,贬逐到边远地区。这对于武则天来说,是杀鸡儆猴,但这些关陇贵族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贵族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第二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虽然,早在贞观年间就提出过“劝农桑”的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很好的施行。因此,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建议“劝农桑,薄赋役”。在她掌权以后,又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她还注意地方吏治,加强对地主官吏的监察。对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因此,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380万户进一步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9.1%。这在中古时代,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也是反映武则天时期唐代经济发展的客观数据。 第三个贡献是稳定了边疆形势。 武则天执政后,边疆并不太平。西方西突厥攻占了安西四镇,吐蕃也不断在青海一带对唐展开进攻。北边一度臣服的东突厥和东北的契丹一直打到河北中部。武则天一方面组织反攻,恢复了安西四镇,打退了突厥、契丹的进攻,同时在边地设立军镇,常驻军队,并把高宗末年在青海屯田的做法推广到现甘肃张掖、武威、内蒙古五原和新疆吉木萨尔一带。以温和的民族政策,接纳多元文化的发展。对在屯田工作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娄师德,武则天特致书嘉勉。书中特别指出,由于屯田,使得北方镇兵的粮食“数年咸得支给”。 第四个贡献是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唐人沈既济在谈及科举制度时说到:“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已成风”。沈既济的这些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一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大开志科。有一次策试制科举人时,她亲临考场,主持考试。二是当时进士科和制科考试主要都是考策问,也就是申论。文章的好坏是录取的主要标准。三是武则天用人不看门第,不问你是否是高级官吏的子孙,而是看你是否有政治才能,因此特别注意从科举出身者中间选拔高级官吏。科举出身做到高级官吏的越来越多,这就大大刺激了诗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更刺激了一般人读书学习的热情。这就是沈既济所说的“浸已成风”。开元、天宝年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社会风气,就是从武则天时期开始的。正是文化的普及,推动了文化的全面发展,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崔融、李乔都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雕塑、绘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史称武则天当政时期为“贞观遗风”。

闻捷

闻捷1923年6月12日出生在江苏省丹徒县一个铁路职工的家庭。少年时代曾在煤厂当学徒。1938年初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北文工团﹑陕北公学工作﹑学习﹐并写作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散文﹑小说﹑剧本等。解放战争时期﹐作为记者参加解放西北的战斗﹐并随军到了新疆﹐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采访部主任。1952年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稍后﹐专门从事诗歌创作。 闻捷在解放前就开始文学创作﹐但以主要精力写诗并引起广泛注意﹐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2年起﹐闻捷在新疆工作期间﹐就开始进行诗的写作。1955年在《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了《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水兵的心》﹑《果子沟山谣》﹑《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等组诗和叙事诗《哈萨克牧民夜送“千里驹”》。这些作品﹐除一部分写东南沿海水兵生活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外﹐大部分表现新疆兄弟民族新的生活。后来﹐它们与作者其它表现新疆风貌的诗作一起结集为《天山牧歌》(1955)。 《天山牧歌》的抒情诗大都有简单的“情节”﹐作者把生活事件和画面提炼得单纯﹑和谐﹐并用优美的笔调描绘了聚居在天山脚下﹑和硕草原﹑吐鲁番盆地和博斯腾湖畔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生活情景﹐抒发对于新生活的浓烈情思。这些抒情诗﹐深入到兄弟民族青年男女的内心世界﹐揭示他们因生活剧变而在思想感情中萌发的新的因素﹕对祖国的忠诚﹐创造新生活的热望﹐以及纯真的爱情。在《天山牧歌》中﹐爱情诗占有很大份量。建国初期的诗歌创作中﹐把爱情表现得如此真挚﹑强烈的﹐并不多见。这些爱情诗的受到注意﹐还因为它们揭示了爱情与劳动﹐与创造新生活的紧密联系。它们歌唱的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爱情﹐以劳动为最高选择标准的爱情。《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赛马》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1958年前后﹐闻捷生活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参加当地群众改山治水的劳动。他与诗人李季一起﹐运用“报头诗”等多种形式﹐配合当时的生产运动和中心工作。这个时期的诗﹐取材比较开阔﹐也写出一些表现劳动者新的精神面貌的好作品。但是﹐由于对现实的感受不够深入﹐艺术上精心酝酿和锤炼也嫌不足﹐不少诗作停留在对生活现象表面化的记述上。 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按计划﹐长诗共三部。第一部《动汤的年代》和第二部《叛乱的草原》分别出版于1959年和1962年。第三部因十年动乱的冲击而未能完成。长诗以解放初期粉碎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的叛乱为题材。写人民解放军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团结受蒙蔽群众﹐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孤立了哈萨克民族中的反动派﹐取得了平叛的胜利。长诗力图从较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表现这场复杂斗争﹐几条情节线索的并行与交错﹐社会各个阶层的众多人物的刻画﹐使长诗具有宏伟的史诗的性质。一些主要人物都各有特色。在第一部中﹐性格鲜明并具有一定深度的是青年牧民巴哈尔形像。长诗刻画了这一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并表现他最后走向觉悟的过程。另外﹐巴里坤草原的风光﹐哈萨克民族的生活习俗﹐在长诗中有出色的描绘。由于这部长诗涉及的事件繁复﹐描写的人物众多﹐因而有些章节偏于情节叙述。1971年1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初名云孙,字天祥,以字行,改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吉水(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第一,授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理宗朝,历除江西提刑。咸淳六年(1270),除军器临,寻兼崇政殿说书,又兼学士院权直,忤贾似道,罢归家居。九年,除湖南提刑,差知赣州。德祐元年(1275),应诏勤王,尽出家资募兵至临安,出知平江府。是年底,签书枢密院事。二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辞相印不拜,使至元军营请和,被扣留北去,至镇江得脱。益王立,召至福州,拜右相,亦辞未拜。以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出江西。帝昺即位,授少保、信国公。是年底(1279年初),于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押之大者,囚禁数年。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日(1283年1月9日),遇害于柴市。《宋史》有传。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二:「文文山词,在南宋诸人中,特为富丽。」陈廷焯《云韶集》卷九:「气极雄深,语极苍秀。其人绝世,词亦非他人所能到。」刘熙载《艺概》卷四:「文文山词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不知者以为变声,其实乃变之正也。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王国维《人间词话》:「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人之上。」诗歌创作以德祐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为应酬之作。后期诗歌记述了他抗元斗争的艰若历程。所谓《指南录》、《指南后录》,集名出自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其中《正气歌》、《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南安军》、《除夜》、《过零丁洋》、《金陵驿》、《扬子江》等,都是气贯长虹、感人至深的名篇。《正气歌》作于就义前一年,热情地歌颂了古代为正义而斗争的志士,表示自己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坚持民族气节的顽强意志,直叙而下,一如正气运行,不尚雕饰而大气包举,感情真挚而强烈。《过零丁洋》是他被俘后经过零丁洋写的。是回答汉奸、元军元帅张弘范的。诗中痛切地诉说了民族的和个人的艰危遭遇,表达自己为国家社稷捐躯的决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百年来,激励过成千上万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这些诗歌表现了作者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忠愤慷慨,苍凉悲壮,堪称诗史。文章以《指南录后序》最有名。记述了出使元营被拘得以脱险的经过,虽以叙事为主,但饱含着强烈的抒情性,气势磅礴,基调悲壮。文天祥也有词作传世,虽只几首,但风骨甚高,如被囚期间写的《酹江月》等,激越沉痛。所著《文山先生全集》20卷。其词今传《文山乐府》。

魏野

魏野(960~1019),为北宋诗人。字仲先,号草堂居士,原为蜀地人,后迁居陕州(今河南陕县)。世代为农,自筑草堂於陕州东郊,一生乐耕勤种,亲手植竹栽树,凿土引泉,将所居草堂周围环境布置得景趣幽绝,常在泉林间弹琴赋诗其诗,多吟咏陕州风土人情、田园山水,诗风清淡朴实。 大中祥符初(1008),辽国契丹皇帝派使到京都,向真宗求取《魏野诗集》的下半部,宋真宗感到魏野为其增添了光彩,就请魏野出庄为官。魏野以“糜鹿之性,顿缨则狂,岂可瞻对殿墀”为由,拒绝做官。景德三年(1006),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寇准被罢京官后,谪陕州任知州时,曾亲自拜访魏野,这时魏野年近五十,认为自己通晓历史,看透了世态炎凉,他赠诗劝寇准:“好去天上辞将相,归来平地做神仙。” 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魏野卒,陕州令报朝廷,次年正月,皇帝下昭旌表,称他“陕州处士”,追赠为秘书省著作郎。魏野一生清贫,不沦污流,为后人尊祟,曾祀奉于原陕州乡贤祠。他居住过的草堂山庄被誉为陕州八景之一——“草堂春晓”。 魏野的诗效法姚合、贾岛,苦力求工。不过他的诗平朴闲远,尚无艰涩苦瘦之弊。如“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满地无人扫”(《寻隐者不遇》)及“妻喜栽花活,儿夸斗草赢”(《春日述怀》)。其诗亦颇有精警之句,如:“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题普济院》),“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书友人屋壁》)及“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晨兴》)等。故宋僧文莹《玉壶野史》说,魏野“诗固无飘逸俊迈之气,但平朴而常不事虚语”,评价颇为中肯。他的诗中也偶有苍凉壮阔之句,在宋初是不可多得的。如《登原州城呈张贵从事》:“日暮北来唯有雁,地寒西去更无州。数声塞角高还咽,一派泾河冻不流。”魏野与林逋同为宋初高士﹐虽其身后诗名不如林逋,但当日声望实在林逋之上。据《宋史‧魏野传》载,他的《草堂集》上帙,在大中祥符初年已传到契丹。 《宋史‧艺文志》著录其《草堂集》2卷,《钜鹿东观集》10卷。前者有《两宋名贤小集》本;后者为其子魏闲所编,有《峭帆楼丛书》本,另《补遗》1卷﹐《附录》1卷。

韦应物

韦应物(737─791?),长安(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早年充当唐玄宗的侍卫,狂放不羁,后来折节读书,应举成进士,任过洛阳丞。曾一度辞官闲居,德宗时历任滁州、江州、苏州等地刺史,后人称他「韦江州」或「韦苏州」。又因曾任左司郎中,也有「韦左司」的称呼。韦应物的诗,以写田园山水著名,部分作品,对安史之乱后社会乱离、民生疾苦的情况,有所反映。在艺术上,他效法陶渊明,也受过谢灵运和王维的影响,形成自己的一种自然淡远的艺术特色。有《韦苏州集》。「身为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提樗蒲局,暮窃东邻姬」,他这番自述,不禁使人联想起在锦衣玉食绿酒红灯中长大的高干子弟,总是无法无天,连地方官也惹不起的。奇怪的是,他却在玩乐够了之后,忽而发愤读书,下决心脱胎换骨。后来他做过几任县令和刺史,曾经严惩不法军吏,又常感到无力拯救百姓而自愧,写下了「邑有流亡愧俸钱」这样的名句,终于在文学史上奠定了自己无可争辩的地位。他的诗卓然名家,「高雅闲谈,自成一家之体」,世以「王孟韦柳」并称,都继承陶渊明而各有特色。 他的词不多, 仅《三台》和《调笑》共四首。「胡马」一阕,极写边塞的荒凉,全无一字写人,却深切地体现了征人远戍的孤独和烦忧,选唐五代词没有不选这一首的。

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九岁知属辞,十九岁应京兆府试点了头名,二十一岁(开元九年)中进士。任大乐丞。但不久即因伶人越规表演黄狮子舞被贬为济州(在今山东境内)司功参军。宰相张九龄执政时,王维被提拔为右拾遗,转监察御史。李林甫上台后,王维曾一度出任凉州河西节度使判官,二年后回京,不久又被派往湖北襄阳去主持考试工作。天宝年间,王维在终南山和辋川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公元七五六年,王维被攻陷长安的安禄山叛军所俘,他服药取痢,佯称瘖疾,结果被安禄山「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平叛后,凡做伪官的都判了罪,但王维因在被俘期间作《凝碧池》诗怀念朝廷、痛骂安禄山,得到唐肃宗的赞许,加之平乱有功的胞弟王缙极力营救,仅降职为太子中允,后来又升迁为尚书右丞。但自此,王维变得更加消沉了。在半官半隐、奉佛参禅、吟山咏水的生活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王维的诗歌创作道路大致以开元二十六年(738)张九龄罢相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作大都反映现实,具有明显的进步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后期的诗作多是描山摹水、歌咏田园风光的,其中也曲折地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但情绪的主调却是颓唐消极的。王维不仅工诗善画,且精通音律,擅长书法。诗歌、音乐、绘画三种艺术在审美趣味上相互融会、相互渗透,具有独特的造诣,被苏轼誉之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有《王右丞集》。附: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工书画,与弟缙俱有俊才。开元九年,进士擢第,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维为贼所得。服药阳瘖,拘于菩提寺,禄山宴凝碧池。维潜赋诗悲悼,闻于行在,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特原之,责授太子中允,迁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宁薛诸王驸马豪贵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山水绝胜。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笃于奉佛,晚年长斋禅诵。一日,忽索笔作书数纸,别弟缙及平生亲故,舍笔而卒,赠秘书监。宝应中,代宗问缙:朕常于诸王坐闻维乐章,今存几何,缙集诗六卷、文四卷,表上之。敕答云:卿伯氏位列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诗家归美,克成编录。叹息良深,殷璠谓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著壁成绘。苏轼亦云,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有《王右丞集》。

王世贞

王世贞(1526年-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汉族,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之一。官刑部主事,累官刑部尚书,移疾归,卒赠太子少保。好为古诗文,始于李攀龙主文盟,攀龙死,独主文坛二十年。有《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家藏书甚富。自称平生所购《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3000余卷,均为宋本精椠。家有别墅“弇州园”,于园后建“小酉馆”,贮书达3万余卷。另将经学之书专藏于“藏经楼”中。对宋椠元刊之书,作“尔雅楼”贮之,又于“九友斋”中,藏宋本两汉书,为斋中第一宝。此书后归于“天禄琳琅”。与唐顺之结为莫逆之交,二人皆以文学、藏书而知名。他以诗文名于世,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攀龙殁,独领文坛二十年,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僧道莫不奔走其门下。鉴于台阁体文风不振,他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其诗歌取材赡博,纵心触象,都能化为诗料,形诸歌咏。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他的某些乐府诗不刻意范古,甚见诗人才思,如《将军行》铺叙丰腴,中带古劲,纵横开阖,很有气势。他的有些律诗既有高华宏丽的气象,又能注意错综变化,迥旋自然,有相当功力。王世贞七绝最有特色,在其诗歌创作中较少模拟痕迹,能够意到调成,自然宛转。如“新传牌子赐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浓。袋里相公书疏在,莫教香汗湿泥封”(《西城宫词》之二),在舒缓的调子里,暗藏讽刺,弥有风趣。王世贞亦能词,如〔浣溪沙〕“窗外闲丝自在游”在抒写清愁淡怨时,善于借助景物渲染,烘托其凄凉情绪。又如〔忆江南〕“歌起处”以“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勾勒江南景色,颇能传神。但他的词因受传统束缚较大,内容狭窄,题材单调。王世贞晚年深有所悟,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诗文以恬淡为宗。又好史学,以史才自许。自弱冠登朝,即好访朝家故典,晚年又得见内府档案秘籍,著述甚丰。既是文人,也是学者。学问渊博,文章不拘一格,虽摹秦仿汉,依旧自有特色,具有“博综典籍,谙习掌故”之特点,如《题海天落照图后》。 其著作文学方面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弇州山人续稿》二百零七卷和《艺苑卮言》十二卷;史学方面有《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秘录等汇为《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传记、边疆史地、奇事佚闻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 王世贞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相唱和,继承并倡导“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其始,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李死后,又为文坛领袖20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等名目,可见其影响甚大。 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艺苑卮言》里。虽然他并未脱离前七子的影响,仍然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其学问淹博,持论并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故时露卓见。他虽然十分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也认识到:“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卷一)这就将创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密切联系起来,看到了才思生格调、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实为李梦阳、李攀龙所未发。王世贞虽然也主张从学古入手,但他特别注意“捃拾宜博”,强调“渐渍汪洋”,最终要求“一师心匠”。并且认为,唯有这样,创作方法才能“由工入微,不犯痕迹”,达到“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的地步。这显然与一味主张模古范型者有别。到了晚年,他的文学思想更有一些显著变化。他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并悟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守诗选序》)的道理,有取于宋元之诗,还称赏归有光的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归太仆赞》)。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首领,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复古思潮已濒临绝境。 从王世贞《乐府变》的序言来看,他主张创作要继承《国风》批判现实精神,他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批评时事,以成一代“信史",实属难能可贵。所以他的诗歌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现实感较为强烈。《钧州变》无情地揭露了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在浓墨铺叙了严嵩父子横行不法,造成“不复问诏书,但取相公旨”的局面之后,谴责了他们“负国”的累累罪行,义正辞严,气势磅礴。《太保歌》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了陆炳生前“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的嚣张气焰和死后金宝尽流离,妻子尽逐故郡,兄弟作长流等的凄凉景象,其中寄寓了诗人无限感概。王世贞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如《正德宫词》之四,对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讽谕;又如《西城宫词》之六,对听信道士胡言,选少女炼丹铅的世宗也极尽揶揄。此外,王世贞的咏史诗,通过对“固始祠中”的许忠节公犹有“父老椎牲考钟鼓”的赞叹,通过对“丈夫变名难变心,此心在宋不在身”的文天祥的崇敬,也流露了诗人的政治理想。

王僧孺

王僧孺(465~522)南朝梁诗人、骈文家。东海人。出身没落士族家庭,早年贫苦,母亲“鬻纱布以自业”,他“佣书以养母”【佣书即抄书】。南齐后期,因为学识渊博和文才出众,被举荐出仕为太学博士,以善辞藻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交往甚密。后出任为治书侍御史、钱塘令。梁时,任南海太守,迁尚书左丞,又兼御史中丞,时武帝曾作《春景明志诗》五百字,命沈约以下辞人同作,帝以为僧孺诗最好,任其为少府卿、尚书吏部郎、后任南康王长史、兰陵太守,因被典签汤道愍所谗,弃官【或说因诬而被免官】。后半生颇不得志。免官后为安成王参军事,转北中郎南康王谘议参军,入直西省,知撰谱事。僧孺好典籍,藏书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并为当时三大藏书家。 王僧孺现存诗30多首。其中不少是写妇女的,除了一些描述弃妇哀怨之作外,一般价值不高。但他另外有一些乐府诗,吐露早年报国立功的抱负,如《白马篇》中的“瀄汨河水黄,参差嶂云黑;安能对儿女,垂帷弄毫墨”;又如《古意》中的“人生会有死,得处如鸿毛。宁能偶鸡鹜,寂寞隐蓬蒿。”都颇为豪壮。而齐梁某些诗人的咏从军之作往往归结为眷恋家室,其情调很不一样。他的《落日登高》,对“争利亦争名,驱车复驱马”的时尚有所讥讽;《伤乞人》则表示了对贫贱者的同情,可能是遭谗弃官后所作。《中川长望》、《至牛渚忆魏少英》等诗中,也有一些写景佳句。上述内容的诗歌在梁中叶以后,是比较难得的。 王僧孺还写了不少骈体应用文。其中有些书信,如《与何炯书》、《答江琰书》等,抒发了失意的悲愤和隐遁的愿望,富有真情实感。特别是《与何炯书》,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很有感染力,象“严秋杀气,万物多悲,长夜辗转,百忧俱至。况复霜销草色,风摇树影”等句,抒情意味也比较浓,在南朝骈文中是一篇不错的作品。但在当时文坛风气影响下,他的诗文用典较多,未免艰涩之弊。 王僧孺的著作尚有《十八州谱》、《百家谱》、《东宫新记》等三十卷。均已散佚。明代张溥辑为《王左丞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王融

王融(467-493)字元长,南朝齐文学家。原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王僧达之孙。王俭从侄。少年聪慧,博涉有文才,年少时即举秀才,入竟陵王萧子良幕,极受赏识。累迁太子舍人。齐武帝时,王融曾上书求自试,后迁至秘书丞,官至中书郎。永明九年(公元491年),武帝在芳林园禊宴群臣,并命各人赋诗,时王融作《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誉。又因融有才辩,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兼任主客郎,接待北魏使者,应对便捷。但融自恃有才华,希望可在三十岁内成为公辅。时北魏侵边竟陵王萧子良于东府募人,举融为宁朔将军、军主。融与子良相友善,为“竟陵八友”之一。不久,齐武帝病重,融欲矫诏拥立子良即位,事未成。萧子良和郁林王萧昭业争夺帝位失败,王融因依附子良而下狱,被孔稚圭奏劾,赐死。 《南齐书·王融传》说他“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他最为当时人称道的文章是《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北魏的使者认为超过颜延之,可以和司马相如的《封禅书》相比。明代张溥也称其“词涉比偶,而壮气不没”(《王宁朔集》题辞)。其实这是一篇典型的应制之作。他又曾和沈约、谢朓、周颙等一起,创建讲究声律的新变体,即永明体诗,推动了诗歌形式的发展。他的诗音韵和谐,“词美英净”(《诗品》),如“林断山更续,洲尽江复开”(《江皋曲》),“坐销芳草气,空度明月辉。嚬容入朝镜,思泪点春衣”(《古意》)等诗句,颇有风韵。后人常把他的诗和谢朓诗相混,可见其成就虽然不如谢朓,但诗风确有共同之处。 王融存有集十卷,已散佚。王融所存诗文五十多篇,颇多陈述政见之作,明代张溥辑为《王宁朔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王鹏运

王鹏运(1849—1904)晚清官员、词人。字佑遐,一字幼霞,中年自号半塘老人,又号鹜翁,晚年号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阴。同治九年举人,光绪间官至礼科给事中,在谏垣十年,上疏数十,皆关政要。二十八年离京,至扬州主学堂,卒于苏州。工词,与况周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鹏运居首。著有《味梨词》、《骛翁词》等集,后删定为《半塘定稿》。王鹏运曾汇刻《花间集》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 王鹏运自号半塘老人、半塘僧鹜、鹜翁。时值壮年并不老为何取号老人呢?他说:“古诗上云,父母在,恒言不称老。余一身不幸,幼年失母,中年失父,令人心悲,人不老心已碎,自称老人是用来铭记我的不幸啊!”“我是父母的体魄所依,有父的一半,有母的一半,所以谓为半塘。”王鹏运的爱妻曹氏先他而去,虽无嗣,妻生前他不纳妾,妻亡后不续弦。据说王鹏运曾找到一位算命先生推算他的八字,算命先生算后叹道:“心高命平,是半僧人命也。”王鹏运听了,就把半僧作为自己的号了。 一位老人为他占卜,曰“刻鹄类鹜”,意为本来想雕刻天鹅却雕刻成了鸭子。王鹏运伤心地说:“我愧不能像天鹅一样高飞蓝天,只好把自己当成鸭子一样藏在水草丛中,少惹事生非了。”所以他又把鹜翁作为别号之一。 王鹏运初嗜金石,20岁后始专一于词,成就突出,在词坛声望很高,与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合称为“晚清四大家”。由于他大力倡导词学,且能奖掖后辈,著名词人文廷式、朱孝臧、况周颐等均曾受其教益。他力尊词体,尚体格,提倡“重、拙、大”以及“自然从追琢中来”等,使常州词派的理论得以发扬光大,并直接影响当世词苑。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许多重要观点,即根源于王氏。晚清词学的兴盛,王氏起了重要作用。 其早年词与王沂孙为近,多写身世之感,如〔百字令〕《自题画像》等。甲午至辛丑间(1898~1901)身为谏官,并与文廷式等唱和,颇有伤时感事之作,词风近辛弃疾。如〔祝英台近〕《次韵道希感春》、〔谒金门〕”霜信骤“、〔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等,苍凉悲壮,饶有壮夫扼腕之概。他同朱孝臧、刘伯崇合作的《庚子秋词》,也不乏对国势衰微的深沉悲愤。但是,他的作品,更多的还是反映了对清廷江河日下趋势的无可奈何的哀叹。有的词用典过多,不免流于晦涩。 王鹏运用了30年的时间,校勘《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和《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又校刻《吴梦窗词》。他用汉学家治经治史的方法以治词,校勘精审,向为学者所称道。著有《袖墨集》、《虫秋集》、《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庚子秋词》、《春蛰吟》、《南潜集》,统名《半塘词稿》。晚年删定为《半塘定稿》2卷,《剩稿》1卷。

王令

王令(1032~1059)北宋诗人。初字钟美,后改字逢原。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 5岁丧父母,随其叔祖王乙居广陵(今江苏扬州)。长大后在天长、高邮等地以教学为生,有治国安民之志。王安石对其文章和为人皆甚推重。有《广陵先生文章》、《十七史蒙求》。 王令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仅有短暂的十年创作时间,却写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诗。他的诗歌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他的诗大多是与友人的酬答唱和之作,主要叙述了自己的生平、志向与人生态度,为温饱而四处奔波的苦难生活。王令一生艰难,心情一直比较沉郁,这类诗的基调也比较低沉。王令一生不应举,不做官,生活在社会底层,接近贫苦大众而远离统治阶级,所以他的不少诗篇深刻反映了连年的灾荒与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剥削给民众带来的疾苦,更可贵的是,诗人还能明确地指出这种苦难来自于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展示自己救民众于苦难之志愿,《梦蝗》诗是其代表作,诗人这样以锋利的笔触,剥掉达官贵人们“仁义儒”、“尧舜趋”的外衣,显露他们“虎豹身”、“虫蛆腹”的原形,指出剥削阶级搜刮民脂民膏实比蝗虫更为残酷可恨的诗篇,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不是多见的。由此也不难看出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王令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与认识是极为深刻的。难怪当年王安石阅读了王令的诗后,曾一再称赞说王令“诗有叹苍生而泪垂之说”。其他如《暑旱苦热》、《饿者行》、《暑热思风》等诗篇,也都因此而深受后人称赞。 令(1032—1059),字逢原,原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五岁父母双亡,随叔祖王乙移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十六七岁自立门户,在天长(今属安徽)、高邮(今属江苏)、江阴(今属江苏)等地授徒为生。至和元年(1054),在高邮拜识王安石,受其赏识,此后成为至交。由于王安石的称誉,王令的诗歌始为人所知,尤其是在江淮一带,王令逐渐成了一个颇负盛名的诗人。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将其妻之堂妹嫁给他,次年他便在常州(今属江苏)病逝,年仅二十八岁。王安石《思逢原》一诗有“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之句,对他的才高命短、不为世用表示惋惜。     王令短暂的一生是在贫困交集中度过的,他自称志在贫贱而不愿屈就科举功名,有时生活无着,常陷于极度窘迫的境地。曾模仿韩愈作《送穷文》形容自己的情形是:“拘前迫后,失险堕深,举头碍天,伸足无地,……刻瘠不肥,骨出见皮,冬燠常寒,昼短犹饥。”处于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饱尝人生之辛苦,而孤倔不苟的秉性,又使他于贫贱中激发出愤疾兀傲的意气。他的诗多哀吟自我生活的贫苦,兼及社会的黑暗不平与民生的荒寒苍凉,表现自己贫贱不改其度的意志与节操。艺术上,王令的诗受到了中唐韩愈、孟郊、卢仝等人的深刻影响,气概健举,想象奇特,词句生硬。咏物写景、感事议论的长篇古诗尤其如此。仁宗朝以来,诗坛一改宋初三朝之浮靡芜鄙风习,新一代诗人中颇有一些作诗高扬气概,风格健举的,如石延年、苏舜钦、欧阳修、李觏、郭祥正、徐积等人,或师法“韩孟”,或追摹“李杜”,总归取法唐之中、盛雄健高远的作派。在诸多效法“韩孟”的诗人中,王令是最突出的一个。他既学韩诗的雄迈劲健、奇古奥衍,又学孟郊的冷僻尖峭与惨淡深挚。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近体诗也不乏开阔矫健的表现方式与境界,而近于杜甫律绝的风格。大概由于短命和作诗求奇,人们常把王令与唐代诗人李贺相比,但两人的风格差异还是较明显的。王令偏于奇健峭厉、愤嫉冷僻,而不似李贺那般幽幻瑰丽、哀感顽艳。 王令的诗受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的影响较深,构思新奇,造语精辟,气势磅礴,意境奥衍。诸如"长星作彗倘可假,出手为扫中原清"(《偶闻有感》)"终当力卷沧溟水,来作人间十日霖"(《龙池》)等句,均笔意纵横、气格雄壮。《暑旱苦热》尤其突出:"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刘克庄称其诗"骨气老苍,识度高远"(《后村诗话·前集》)。其他如《不雨》、《良农》、《饿者行》、《和洪与权逃民》及五言长诗《梦蝗》等篇,则同情民间疾苦,对黑暗政治作了深刻的揭露。《松》、《大松》、《次韵和人古松》等诗,托物寄兴,抒发了崇高理想无法实现的愤慨。《庭草》、《江上》、《金山寺》等写景抒情小诗,清新自然,别具一格。不过,有些作品有生硬粗率之病,艺术上还不够成熟。 王令诗文由其外孙吴说编为《广陵集》,未刊行,近代始有嘉业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版《王令集》,即据嘉业堂本校点,诗赋文21卷。另有《拾遗》、《附录》、《年谱》等。王令的诗风,或清新,如《舟次》;或豪放,如《暑旱苦热》、《龙池二绝》等。其古诗,大都格调高古,诗语奇险,深受唐代诗人韩愈、孟郊诗风的影响。《四库总目提要》评王令的诗道:“磅礴奥衍,大率以韩愈为宗,而出入于卢仝、李贺、孟郊之间,虽得年不永,未能锻炼以老其材,或不免纵横太过,而视倨促剽窃者流,则固倜倜乎远矣。”这可谓一语中的。王令的《张巡》酷似韩诗,而《秋居》等则分明是受了孟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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