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任

黄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生于福建省永福(永泰)县白云乡,世代书香门第。曾祖父为明天启进士、翰林院编修黄文焕,因编修过国史,人称“太史公”。黄任家学渊源,少俊好学,12岁受业于福州著名诗人许友,外祖父处学诗;同时又拜擅长楷书的林佶进士学书法。康熙四十一年(1702)举于乡,曾7次进京会试,均不第。雍正元年(1723)出任广东四会县令,次年兼署高要县事,在任期间颇有口碑 。高要系古端州地,所辖之端溪三洞,正是著名的砚石产地。黄任工诗善书,尤有砚癖,于是在任上节衣缩食,将余俸购买砚石,得良砚百余台。黄任后为小人所妒,于雍正五年(1727)被劾去职。罢官归里时,他选择质地最好者交付良工精制,最后选取十方最佳者,视为至宝。在他的福州住宅南后街光禄坊早题巷的香草斋中修建十砚轩收藏这些砚石,并自号十砚老人。     黄任既爱砚,白日坐卧轩中,摩娑抚玩;晚上又让他的小妾把这些名砚抱到床上,与他同床而眠,说这样可得阴气,使之更加润滑。他还为这十方砚石取了美无度、古砚轩、十二星、天然、生春红、著述、风月、写裙、青花、蕉石等名字。黄任不仅爱砚,还能刻砚,他常把赋诗刻于砚背铭之。黄任所藏端砚亦多精品,至今闽中仍有遗砚流传,多镌“吴门顾二娘造”。 黄任性好宾客,每日与名士对砚唱和吟诗饮酒,谈笑风生,口若悬河,听者无不愉快。有人问他:“你在广东为官三年,何以清贫至此?”黄任指其砚说:“我有此砚,不负广东之行了。” 黄任晚年贫病交加,年八十三时病故。黄任既殁,砚旋散失。其后风月、写裙二砚曾为黄任后人觅得,生春红后为林白水所得。白水被害后归李律阁,解放初期郭沫若存其一,白云山家存其一,郑庭椿教授存其一,霞浦彭氏存其一,闽清宏琳厝黄姓宗亲存其一,福州剪纸艺术研究会会长吴文娟女士存其一,任公生前赠好友李霖村一砚,现此砚无从查询。 黄任善书法,尤工诗。所传《秋江集》共六卷,收入黄任诗计九百余首,七言绝句有六百余首,古今少有。选自《秋江集》中200首诗而成的《香草笺》,流传台湾,对台湾诗坛影响颇大。据当代台湾学者林文龙研究,自清代以来,《香草笺》一直风靡台湾,乃至成为书房讲授诗学的范本及灯会射虎的必备参考书。在诗坛上,黄任不立宗派,也不专学某一家,而是博采唐宋明清众家之长,自成一体。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不录尚存世诗人的作品,却破例选录了黄任的6首诗;著名诗人袁枚也把黄任视为“本朝”“非人间凡响”的杰出诗人;建瓯郑方坤、长乐王元麟、永泰陈应魁先后为黄任的诗集作注。黄任的创作在当时所受推崇和影响的程度委实非同寻常。 黄任在方志的编撰上也有建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受聘助修《永春州志》(永春原是泉州辖内的一个县。雍正十二年(1734年)提升为州)。又受鼓山涌泉寺僧委托,主修《鼓山志》。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再次应聘纂修《泉州府志》。  

胡适

胡適(1891~1962)中国学者,诗人。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初名穈,学名洪骍,字適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1962年2月24日卒于台北。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1904年春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就学于哲学家J.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被诩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陆续发表一些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A.都德、G.de莫泊桑、挪威H.J.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胡適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他于20年代办《努力周报》,30年代办《独立评论》,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都属政治性刊物。1938~1942年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8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適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4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

胡楚

胡楚是北宋的“营妓”。所谓“营妓”,就是在军营里陪酒献艺的舞女。舞女能吟诗,这在唐宋时代比比皆是。据载,北宋杭州营妓周韶、胡楚、龙靓三人,合著有《三妓诗》,曾名扬诗坛。书法界有名的苏东坡《天际乌云帖》,便记载有营妓周韶献诗求落藉的故事。 据说在宋神宗年间,当时大臣苏颂到杭州公干,知州陈襄设宴招待,由官妓周韶侍宴。周韶在宴席间请求苏颂帮他落籍,苏颂当即指着廊下笼内的白鹦鹉说道:“若能以它为题吟一首好诗,我就替你向陈太守求情。”周韶便自比为笼中白鹦鹉,提笔写道:“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诗成,众人为之喝彩。当时苏轼也在场,便说明当时周韶正在居丧,因此着白衣,正与诗文合。陈知州见有二苏说情,便让周韶脱去奴藉改成良民。周韶在临行之前,同为官妓的胡楚与龙靓各赠诗一首,胡楚写道:“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桃与李,强匀颜色待秋风。”龙靓写道:“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做武陵人。”这两首诗也颇有深意,且切其身份,可见宋朝官妓文采非凡,完全可以和当时的诗词名家媲美。就说胡楚的这首《寄人》,就写得深婉有味,三、四两句更是多为后来人所引用。首句中的“丁令威”,是晋人陶潜《搜神后记》中所写的人物,其书云“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胡楚此处的“丁令威”乃借喻为情人。情人在外长年不归,就好象丁令威化鹤,使人徒生相思之念而无可再见一面。诗人说,如果拿心中相思苦楚与芳草相比的话,这芳草虽然萋萋,无边无际,可一片青青终有尽时,这相思则到地角天涯,永无穷尽啊!至情人作伤心语,深婉而见本色。

郭沫若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浪漫主义作家。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一个地主兼营商业者的家庭。他学名开贞,号尚武。1919年首次发表新诗时,他各取家乡沫水和若水的第一字合为「沫若」,用它作自己的笔名。郭沫若对于文学发生兴趣,甚至开始语体诗的尝试,是1919年9月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诗作。如他所说,「在一九一九与二O年之交,我的诗兴被煽发到狂潮的地步」。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收集的主要是这个时期的诗作。1922年5月,《创造》季刊在上海创刊。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失去行动自由,于1928年2月,化名乘船离沪去日本,开始十年流亡生活。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他积极支持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四种》等多种专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离日潜回祖国。1940年10月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担任主任。他完成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重要史学论著。从1941年底到1943年4月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他相继完成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原名《筑》)、《孔雀胆》、《南冠草》六个多幕历史剧。这些取材历史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他对历史的独到见解,同时也表现了借古讽今的鲜明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以主要精力从事政务工作和社会活动,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仍然写不少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出版了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骆驼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史学著作《奴隶时代》等。郭沫若还写了相当数量的小说。从1919年的《牧羊哀话》到1947年的《地下笑声》,共有近四十个中、短篇。大多数作品具有「自叙传」特点,人物有着作者某些经历的影子。更多的是借人物抒发自己的情感,使作品具有浓郁抒情性。《漂流三部曲》和《行路难》是作者走到「人生的歧路」之际的作品,主观色彩鲜明。主人公耿介率直,坦露性格中包括弱点在内的一切方面。他愤世嫉俗,但固守高洁,坚持奋进的特点,使作品虽充满感伤情调,却也能给读者积极的思想影响。郭沫若前期的小说中也有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它们同样具有将作者的主观化入历史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中,作者感同身受地但又历史地具体描写了古代志士仁人的心态,穿托了作者的情思。郭沫若既是杰出的文学家,又是卓越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学家,同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才华横溢,各种体裁,几乎无所不能,创作甚丰,特别是他的诗歌和历史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归庄

归庄(1613~1673)明末清初书画家、文学家。一名祚明,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又自号归藏、归来乎、悬弓、园公、鏖鏊钜山人、逸群公子等,昆山(今属江苏)人。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曾孙,书画篆刻家归昌世季子,明末诸生,与顾炎武相友善,有“归奇顾怪”之称,顺治二年在昆山起兵抗清,事败亡命,善草书、画竹,文章胎息深厚,诗多奇气。有《玄弓》、《恒轩》、传世者名《归玄恭文钞》、《归玄恭遗著》。 归庄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为隆庆时南京大理寺丞、后人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父亲归昌世,为昆山三才子之一,书法晋唐,善草书,兼工印篆,擅画兰竹。归庄自幼受诗书熏陶,为诸生时,即博览群书,下笔数千言不止,工诗文散曲,擅画竹石,尤精于书法,狂草功力更深,时人以为绝伦。归庄与同里顾绛(顾炎武)学行相推许,俱不谐于俗,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十七岁时与顾绛一同参加复社,后又参加惊隐诗社。崇祯十三年(1640)以特榜被召,鉴于国事日非,辞不赴。 归庄的诗文,以反对清朝统治、富有民族气节之作为主体。诗有质朴明畅、直抒胸臆的,如《古意十二首》、《卜居十四首》、《己丑元日四首》、《观田家收获三首》等;有工整绵丽的,如《落花诗十二章》、《落花诗又四首》。吴伟业评其《落花诗十二章》说:“流丽深雅,得寄托之旨,备体物之致。”宋琬评:“以磊落崎□之才,为婀娜旖旎之词,兴会所至,犹带英雄本色。”(均见《归庄集》附录)散文亦酣畅雄恣,有强烈的感情,《送顾宁人北游序》、《书先太仆全集后》、《书欧阳公泷冈阡表后》、《敬亭山房记》、《归氏二烈妇传》、《两顾君大鸿、仲熊传》、《杨忠烈公传》、《书义盗事》等可为代表。归庄还有一篇《万古愁曲》,评论历代史事,悲痛明朝灭亡,斥责明朝官吏的误国,抒写自己隐居不仕的志向,极嬉笑怒骂的能事,也很著名。 所著《恒轩诗集》12卷、文集《悬弓集》30卷、《恒轩文集》12卷,皆亡佚。后人辑有《玄恭文钞》、《归玄恭文续钞》、《归玄恭遗著》等。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现上海古籍出版社)搜集各种辑佚本和一部分归氏手写稿本,编成《归庄集》印行。

关盼盼

关盼盼,唐代贞元、元和(785—820年)时徐州有名的舞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左右,张尚书做武宁节度使,镇守徐州,家中养有不少家伎,其中有个容貌俏丽、能歌善舞的家伎,最为张尚书宠爱,这就是关盼盼。据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燕子楼三首.并序》云,约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白居易为校书郎时,出游到了徐州、泗水一带,应邀赴镇守徐州的张尚书家宴,当时家宴常有家伎表演歌舞供人娱乐,白居易首次看到了关盼盼的歌舞表演,在这位歌舞鉴赏水平极高的诗人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关盼盼生于唐德宗贞元三年,出身于书香门第,精通诗文,更兼有一副清丽动人的歌喉和高超的舞技。她能一口气唱出白居易的“长恨歌”,也以善跳“霓裳羽衣舞”驰名徐泗一带;再配上她美艳绝伦的容貌,轻盈婀娜的体态,让无数世家公子望眼欲穿。 关盼盼生于唐德宗贞元三年,出身于书香门第,精通诗文,更兼有一副清丽动人的歌喉和高超的舞技。她能一口气唱出白居易的“长恨歌”,也以善跳“霓裳羽衣舞”驰名徐泗一带;再配上她美艳绝伦的容貌,轻盈婀娜的体态,让无数世家公子望眼欲穿。后来,关家家道中落,出于无奈,关盼盼被徐州守帅张愔重礼娶回为妾。张愔,字建封,洛阳人,唐宪宗元和年间出守徐州,虽是一介武官,却性喜儒雅,颇通文墨,对关盼盼的诗文十分欣赏,而关盼盼的轻歌曼舞,更使这位身为封疆大臣的显官如痴如醉。 大诗人白居易当时官居校书郎,一次远游来到徐州;素来敬慕白居易诗才的张愔邀他到府中,设盛宴殷勤款待。关盼盼对这位大诗人也心仪已久,对白居易的到来十分欢喜,宴席上频频执壶为他敬酒。酒酣时,张愔让盼盼为客人表演歌舞,想借机展露一番自己爱妾的才艺。关盼盼欣然领命,十分卖力地表演了自己拿手的“长恨歌”和“霓裳羽衣舞”。借着几分酒力,盼盼的表演十分成功,歌喉和舞技都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白居易见了大为赞叹,仿佛当年能歌善舞的倾国美人杨玉环又展现在眼前,因而当即写下一首赞美关盼盼的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意思是说关盼盼的娇艳情态无与伦比,只有花中之王的牡丹才堪与她媲美。这样的盛赞,又是出自白居易这样一位颇具影响的大诗人之口,使关盼盼的艳名更加香溢四方了。 两年之后,张愔病逝徐州,葬于洛阳北邙山。树倒猢狲散,张愔死后,张府中的姬妾很快风流云散,各奔前程而去。只有年轻貌美的关盼盼无法忘记夫妻的情谊,矢志为张愔守节。张府易主后,她只身移居到徐州城郊云龙山麓的燕子楼,只有一位年迈的仆人相从,主仆二人在燕子楼中,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燕子楼地处徐州西郊,依山面水,风景绝佳,是张愔生前特地为关盼盼兴建的一处别墅,楼前有一湾清流,沿溪植满如烟的垂柳,雅致宜人。这是关盼盼和张愔一同议定的楼名。昔日关盼盼与张愔在燕子楼上看夕阳暮色,在溪畔柳堤上缓缓漫步;如今却是风光依旧,人事全非,关盼盼不再歌舞,也懒于梳洗理妆,度过了十年,关盼盼的这种忠于旧情、守节不移的精神,赢得了远近许多人的怜惜和赞叹。

顾贞观

顾贞观(1637-1714),字华峰,亦作华封,又字远平,号梁汾,初名华文。生于明崇祯十年丁丑,卒于清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江苏无锡人。贞观的曾祖顾宪成是晚明东林党人的领袖,顾氏家族是无锡之邑的名门望族,有着极好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具有高风亮节的门风。贞观禀性聪颖,少年时代即参加了由吴江名士吴兆骞兄弟主盟的「慎交社」,于社内斩露出过人的才华,与声望甚隆的吴兆骞齐名并结为生死之交。后又与同乡数人结「云门社」于家乡无锡惠山,会聚了姜宸英、汪琬、汤斌等江南诸多名士,在吴中影响甚大。大约在顺治末年,贞观辞亲远游,到达京师,康熙元年(1662)以「落叶满天声似雨,关卿何事不成眠」之句而受知于尚书龚鼎孳和大学士魏裔介,得其引荐而任内阁中书舍人。三年(1664)七月,蒙天子如见。五年(1666)以南籍应顺天府乡试中举,名列第二,称顺天南元。后掌国史馆典籍。康熙十五年(1676)与权相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相识,成为交契笃深的挚友。二人曾合力营救以「丁酉科场案」而蒙冤被遗戍宁古塔的好友吴兆骞,轰动大江南北。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四年(1685),兆骞、性德先后病故,令贞观悲痛不已,在性德逝世的第二年即回归故里,在家乡无锡的惠山脚下、祖祠之旁修建了三楹书屋,名之为「积书岩」。从此避世隐逸,心无旁鹜,日夜拥读,一改风流倜傥、热衷交游的生活。康熙五十三年(1714),贞观卒于故里。临终前将平生之诗选出四十首,授门人杜诏谋刻问梓。自称此作皆「味在酸咸外者」。故其著述虽丰而存诗不多。所著有《纑塘集》、《弹指词》,编有《唐五代词删》、《宋词删》,又有与纳兰性德合编《今(一作近)词初集》。其中《弹指词》「声传海外,与陈维崧、朱彝尊称词家三绝云」(《清史列传·文苑传》);他又与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齐名,举凡清史、文学史、词史无不将二人相提并论,被视为风格近似、主张相同的词坛双璧。贞观、性德作词主张「舒写性灵」,其词极情之至、质朴自然、雄于学养而又能创新出变,秦赓彤在《弹指词·序》中说:「先司寇题语有云:『本朝词家,以弹指为最。』窃展卷诵之,惊为自古词家所未有,盖唐宋以来词格,凡几变矣,先生之词,穷其变而会通,而极其至。神明变化,开前人未开之境,洵乎为一代之词宗,而叹先司寇公评骘之当也。」

高旭

高旭(1877年-1925年)字天梅、号剑公,别字慧云、钝剑,江苏金山人,中国近代诗人。南社的三个创始人之一。他早年倾向维新变法,后来转向支持革命,与柳亚子、陈去病等创立南社。卷入曹锟贿选事件使他晚年声名不保,诗文由其弟高基编为《天梅遗集》。 高旭少时就自视甚高,曾自比屈原、李白,自谓“屈原捐者青莲狂,我于其间必翱翔”、“我是青莲今在世,谪下人间”。早期的诗中有不少是悼念维新志士的,如《读<谭壮飞先生传>》、《吊烈士唐才常》等等,也有很多民族主义的宣泄:“忆昔指挥候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卫官拜明祖前,放生大哭泪如雨”、“格杀丑类五百人,短刀巷战愤切齿。大事毕失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为种流血愤切齿,激起汉族奴隶耻。”维新变法之后,高旭从单纯的民族主义转为对变法的热切歌颂,高唱“南海真吾师””(《书南海先生《与张之洞书》后,即步其《赠佐佐友房君》韵》)。唐才常起义被镇压后,他学过一段时间佛学,写过一些佛理诗,如“细读华严经,始觉昔年误。面壁参平等,焚香消外惧”(《暮春杂咏》)。章炳麟、邹容被捕后,他曾撰《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歌颂二人“笔舌突过汗马劳”、“伟人姓名全球标”。后来他对维新党彻底失望,作《中国八大奴隶歌》将康梁斥为奴隶。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高旭对儒家的伦理产生怀疑,曾作《不肖》一诗,提倡“我说为文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留学日本之后,更是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天赋人权与民主自由、平等观。列强瓜分中国加剧,激起高旭的愤慨:“回首神州叹陆沉,拔剑祈地空悲愤”(《祖东二月,闻国中大狱又起。酒酣耳热,引吭为歌,亦变征之声也》)。1909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高旭写诗抒发自己的快意:“饭依荆聂无他愿,一剑能挡十万师。”(《感韩人安重根事次道非见怀诗韵》),思想更为激进。 辛亥革命后,高旭的思想变得更加复杂。他对早期的激进思想有过反省:“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他对文坛各派有了更全面的看法,曾与艳体诗人易顺鼎相唱和,称赞他“性耽尤物老堪娱”,“放诞风流与俗殊”;还结交了同光体诗人郑孝胥,称其“又为凄咽清苦之音气”。他写了不少诗句抒发个人的失意,比如:“客中寂历我何堪”、“惆怅髯苏窜岭南”。 高旭写诗喜用歌行体,常用长短不一的语句,受龚自珍、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影响较深,气势奔放,但也常被批评过于粗陋浅率。高旭较多地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他反对“专讲保存国学的倾向”,认为“国因时势而迁移,则学亦宜从时势而改变”。对传统文化,主张“拾其精英,弃其糟粕”(《学术沿革之概论》)。但是也偶有动摇,笼统地鼓吹过“保存国学”。反映到创作思想上,他反对“伪韩伪杜”,剽窃模拟。认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但又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愿无尽庐诗话》)高旭作诗,主张“主张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同前)。《路亡国亡歌》指斥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他的诗,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登金山卫城怀古》);“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盼捷》)。高旭以歌行见长。其优点是跳踉恣肆,热气腾腾,表现了革命鼓动诗歌的特色;其缺点是浅露粗糙,锤炼不足。辛亥革命后,看不到出路,思想苦闷、□徨,诗风也随之变化,叱咤风云的气概日少,而缠绵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过“诗界革命”的影响。他的少数诗以儒、释、道三教掌故与近代科学知识相糅合,走谭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诗则效法黄遵宪的《军歌》等新体,比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缚,可以配谱歌唱,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等。 高旭的词数量不多,但功力较深,叶遐庵曾评之为“如愿如慕”。高旭于词颇推崇南唐后主,于两宋亦多赞扬之辞,而于周吴姜张亦不菲薄。故其能博采众家之长,以个人风格出之。早年所作词,如《临江仙·客中感怀》、《菩萨蛮·寄攘叔》、《菩萨蛮·客中感怀》、《浣溪沙·思祖国》、《满江红·东京寓楼偶读岳武穆作感步原韵》、《壶中天·题公曼(仇史)即以为赠》等阕,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吴门纪游》内所收诸词,都是借怀古为名,抒发了故国之思的。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给了诗人以强烈的影响。《蝶恋花·四月一日感粤事作》和《相见观》两阕,则是对革命烈士的英雄业绩的歌颂。高旭还有一首《浮海词》,虽是追和李后主之作,但却寄寓了对袁氏企图恢复帝制的不满与愤慨。 高旭所作文章数量不算多,成就也不如诗。其中写于前期的《吊邹容文》,合沉痛的悼念与强烈的批判于一篇之中,略带骈体的句子,使一篇散文音调铿锵,很富感染力。值得一提的还有《学术沿革之概论》,是论述历代哲学思想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章应用辩证的观点,对中外文化的吸收与融合问题表达了很精辟的见解,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有价值的。中期所写的散文,集中于乡里先贤人物传记。辛亥革命期间,高旭与上海各家报纸都有联系,其间发表了不少时评短论,议论时政,颇能看出高旭的时局主张。总之,高旭的文章虽然并不如诗词闻名于世,但他很少写一些无俾大局的风花雪月的文章。例如,写于袁世凯称帝时期的两篇文章:《畿辅先哲祠分韵序》和《崇效寺看牡丹分韵序》,本是在北京的南社社员雅集时的序文,但是,其中有两句话却十分醒目。前文中说:"所恨长夜漫漫,宁戚不闻扣角;桃源渺渺,宋玉尚未招魂";后文中说:"痛国事事蜩螗,伤美人兮迟暮;一时富贵,俨欲称王;平日清闲,同来载酒"。明眼人一眼便可以看出,宁戚与宋玉,还有"一时"一句,都是隐指袁氏。此中有人,真是呼之欲出了。 高旭的书信佚失太多,现仅存十几封。这些信大部分是与友人论学术的,其中尤以《与姚鹪雏论孔学书》为最重要。高旭反孔崇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明确提出孔学的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一科学论断,显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至于谈《变雅楼三十年诗征》的几封信,对于研究高旭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当然是有极大用处的。 除了诗词和文章书信之外,高旭还写了6万多字的文学批评著作,这就是《愿无尽庐诗话》,分三次发表。这部诗话集中表达了高旭的文艺思想,反映了他对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反映了他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此外,诗话中还辑录了一些友人来往应答、唱和、酬赠的诗词,诸如柳亚子、陈去病、陈道一、苏曼殊、李叔同、刘季平、宁太一、蔡哲夫、马君武等,有十几人之多,为研究当时文坛上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高旭一生虽然著述颇丰,但生前并无专集行世。临危时,方授命从弟高基代为编集诗词集。10年之后,高基才得编完并付梓,这就是解放前流行的《天梅遗集》,共16卷。其中诗10卷,词6卷,其他如文章、书信、诗话等都付阙如。而所作诗,在结集之前,又经过删削,再加上结集时漏收了部分诗词,因此形成了佚诗佚词多的情况。 高旭作诗,主张“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路亡国亡歌》指斥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掠夺,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奋起斗争:“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海上大风潮起作歌》指斥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他的诗,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登金山卫城怀古》);“炸弹光中觅天国,头颅飞舞血流红”(《盼捷》)。高旭以歌行见长。其优点是跳踉恣肆,热气腾腾,表现了革命鼓动诗歌的特色;其缺点是浅露粗糙,锤炼不足。辛亥革命后,看不到出路,思想苦闷、□徨,诗风也随之变化,叱咤风云的气概日少,而缠绵悲戚的成分日多。高旭早年受过“诗界革命”的影响。他的少数诗以儒、释、道三教掌故与近代科学知识相糅合,走谭嗣同、夏曾佑路子。他的另一些诗则效法黄遵宪的《军歌》等新体,比较通俗,不受五、七言束缚,可以配谱歌唱,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等。著有《天梅遗集》。陈去病在《高、柳两君子传》中,曾经描摹高旭为“意气傲岸,自负宏远”,高旭的“书生挟策成河济,惭愧漂零未有期”、“万千壮志归淘浪,三十封侯已过期”的乱世文人的入世热情,成就了高旭特有的艺术风格,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高旭人生的现实迷惘,其暮年的政治得失与晚节颓唐,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缘于此种文人入世的天真梦想的破灭。 就禀赋本性而言,高旭的文人气质与名士脾气都相当浓厚。作为著名的“南社四剑”之首,高旭日常“以剑自随”,一生惯爱倚剑命名。他用过的与剑有关的名号包括江南快剑、钝剑、帝剑等。可以说,这一习惯当中就已经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文人的豪情与戾气。也许正因为此,高旭个人针对晚明记忆的借鉴似乎特别愿意弘扬史事当中壮怀激烈乃至不乏血腥的一面。作于1904年的《登金山卫城怀古》对明季士民抗清的描写充斥着激烈厮杀场面的极力弘扬:“忆昔指挥侯承祖,力排外族丹心苦。率卫官拜明祖前,放生大哭泪如雨”、“格杀丑类五百人,短刀巷战愤切齿。大事毕矣吃一刀,滚滚头颅好男子。为种流血愤切齿,激起汉族奴隶耻”。所谓“好戴汝头试我刃、先杀此獠雪此恨”,豪情诗意中更有一种残酷的渴望。至于“我辈书生,高歌击剑,妄自生奇骨”、“华夷有界限,书生持之力”之类文人意气与激情大言,在高旭笔下十分常见。这一多少有点浮夸欺世的豪迈甚至亦是高旭针对女性的希望,民女吴降雪的乱世悲剧被他赋予超度众生的可怕意义,“含辛不洒胭脂泪,慷慨捐躯度众生”;而“万一屠鲸事不成,女儿殉国最光荣。后先我亦终流血,肯向温柔老此生”,此种必须“铁血”方配“鸳鸯”的古怪的情感想象,亦是清末民初文人的通识共鸣。但诸如“扬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三屠寒发毛。以杀报杀未为过,复九世仇公义昭”的说法,亦颇示见得文人的偏执,有时候残忍得让人不快。尤其是陆续刊登于《中国白话报》上的《光复歌》、《逐满歌》、《国史纪念歌》等作品,也许出于某种必须煽情的革命与排满宣传需要,此种弘扬赞美血腥杀戮的倾向体现得特别明显。

高珩

高珩(一六一二年至一六九七年),始祖高全十世孙,字葱佩,号念东,晚号紫霞道人,山东淄川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六年,年八十六岁。明崇祯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顺治朝授秘书院检讨,升国子监祭酒,后晋吏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珩工诗,体近元、白,生平所著,不下万篇。著有《劝善》诸书及《栖云阁集》。有《栖霎阁诗》十六卷,为赵执信所编;拾遗三卷,为宋弼所辑,《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蒲松龄是高珩侄女的舅父,所以高称蒲为亲家。蒲松龄醉心科举,但屡试不第(七十一岁方为贡生),仕途失意,穷困潦倒。高珩将他推荐给毕际友家(淄川西铺村,其父毕自严曾任明朝户部尚书)私塾任教授徒。其间,高蒲二人诗书往来频繁。而《聊斋志异》的成书也是在毕家学馆内完成的。 高珩对蒲松龄最直接的帮助是为《聊斋志异》写序。康熙十八年,《聊斋志异》初步成书的时候,高珩给书写了一个序。序中说,当时的社会“江河日下,人鬼颇同”,认同蒲松龄运用鬼魂的形式来写社会。“吾愿读书之士,揽此奇文,须深慧业,眼光如电,墙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 高珩还将《聊斋志异》的初稿带入宫内广为传阅,对《聊斋志异》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蒲松龄还曾写过俚曲《琴瑟乐》,高珩也为它写了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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